其中第一点印象的来源是起草这个讲话的过程。华国锋白天处理其他工作，每天晚上10时左右到中南海我们集中写文件的地方，同我们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他不完全是以一个定稿者的身份，而更多的是同大家一起研究商量。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拿着《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向国务院汇报，邓小平是主要听取汇报的人，所有的副总理都来了，中央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包括我也列席了。这时候华国锋在国务院主管科学院的工作。在胡耀邦汇报的过程中许多人插话，他没有插话。在汇报完了之后，他第一个做长篇发言，我觉得他讲得不错，从他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科学院的情况知道得不少，话讲得也很清楚，理解也可以。

　　这次汇报后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就由华国锋代替，他的权力是很大的。这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做柳某，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国锋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对柳某的攻击，华国锋完全可以不予理睬。

　　可是华国锋却去为自己辩护，说那天国务院开会时他刚从西藏回到北京，《汇报提纲》是到了会场后才看到的，他来不及准备，即席讲了些话，而且记录得很差，记的不都是他讲的话。我是那个汇报会的参加者，应该说那个记录记得是很好的。知道这件事后，我有两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时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连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一个不会“整人”的人，比较忠厚。我觉得他实在太胆小了。

华国锋在毛泽东追悼会上

　　没有想到，不到一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一举被粉碎，对粉碎“四人帮”一事听到很多说法。但大家都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华国锋当时能下这样一个决心，并把这件事办成，确实不容易。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人不可以貌相。

　　没坚决反对“抬轿子”

　　粉碎“四人帮”后，他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我们党内就有这样一些喜欢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用过去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对待他，称他作“英明领袖”。有一段时间，报刊上、文艺节目里，乃至小学教科书上都充斥歌颂华国锋的内容。我列席十一届二中全会，分组会上有好几个人发表意见，主张在我国宪法的序言里写进华国锋的名字。

　　这样的事情是很突出的。但是我又觉得这不能全怪他，或者说不能主要怪他，因为这是毛泽东时就有的现象，说得远一些是斯大林时就有的现象。要华国锋坚决反对这种封建残余，我认为是难以做到的。

　　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那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在报道中、在文章中，同华国锋对着干的东西不少，可是华国锋并没有去整这些传媒。

首都军民庆祝大会上的华国锋和叶剑英

　　“照过去方针办”

　　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在中国激起强烈的反响。这篇社论除了因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而引人注目，还因为这篇社论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对大政方针的公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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