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纲第二个问题强调“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监督)”，坚持“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提出“目前一个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主张“权力下放”。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讲话稿的第二部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提纲第三个问题提出了“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的方针，指出“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同时强调对毛主席和对“文革”的评价都“要以大局为重”，“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机会”，“总结经验，改了就好”。这些精神，在讲话稿的第三部分“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中做了具体的阐述和发挥。

提纲的第四、五、六、七个问题，在讲话稿中综合为第四部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当时改革开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尚未正式列入议事日程，但提纲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实际上大都是讲要实行改革开放。这说明正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思路。

于光远回忆说，大约是1978年12月5日，邓小平又把帮他起草讲话稿的几位“秀才”找去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内，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

有一个细节，其他起草者都不知道。就在定稿后的第二天，邓小平把于光远找到他家里，要他单独起草一段话，举一些实例，专门批评追查所谓“谣言”，动不动就“立案”的错误做法。在同于光远谈话时，邓小平就几次说过，有的人、有的机关听到一点尖锐的议论，就当作“谣言”，追查所谓“政治背景”，就“立案”，进行打击报复。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这些话几乎原样写进了讲话稿，邓小平同志考虑在讲话稿之外再用些实例说明。于光远按照他的要求写了一段千字文，不过后来在闭幕会上他没有这么讲。

(本报记者刘捷根据于光远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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