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早在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就倡导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将这一学科定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有别于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一领域，他至今已进行了40余年的研究，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

　　1979年以来，于光远在经济学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在理论经济学方面，他倡议并推动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廓清了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理论认识。同时，他大力提倡并率先进行了一些新学科的研究，比如消费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发展战略学、国土经济学、经济效益学，等等。他不断地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推动了各种经济研究和学术活动组织的建立。

　　于光远还是一位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都有所涉及，并在很多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

　　比如，关于经济效果，他提出要以个人使用价值（或个人需要的满足）作为社会经济效果的基础，这一观点与当时流行的将政府目标等同于全社会目标的观念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论基础。他正是从这一深层的价值理念上逐步认识到中国改革是必要的。

　　关于所有制形式结构，他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1997年发表的《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中，以条目的形式系统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观点。

　　特别是他一直高度重视唯生产力论问题，很早就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他指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他特别强调，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最高原则，其他任何原则，都不能和这个原则并列。

　　致力于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

　　于光远不仅重视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阐明的原理运用于现代经济生活，而且十分重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改革实践的经济理论发展。

　　1983年，在首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提出了要“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在理论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78年访问南斯拉夫以后，他开始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他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应与被看作是继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方面的伟大变革，中国当前所进行的这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跨世纪的任务。

　　他并强调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关于改革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应当把商品生产问题放在首位。这是因为，发展商品生产在各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阶段中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

　　他在改革的实践中，不仅注意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注意总结改革的成功经验，而且十分注意改革所遇到的和可能遇到的问题。

　　关于改革和经营的关系，就是他提出来并反复强调以其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他指出，改革应当为经营排除障碍、创造条件，因为经济效益只能通过经营来取得。搞好经营不仅对于巩固改革成果十分重要，而且积极从事经营能使人们有更强的改革要求。他的这一思想，为后来实行承包制改革以完善经营机制的改革措施在理论上作了准备。

　　他还比较早地研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的理论，著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1988)一书。此书被经济学家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1995年，于光远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30年”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可分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是从思想发动经过三次革命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全国解放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我们取得政权后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的30年，在这30年后期，我们觉悟到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了又一新的伟大革命；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第三个30年，在这个30年末，即2008年，中国经济改革可以基本完成，并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聿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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