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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汪东兴说：
“天安门事件如果是悼念周总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错呢？但是他们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
接着汪在讲了一通“四人帮”利用“天安门事件”做的那些事情之后，又回头接着讲“批邓”问题。他说对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汪在这次讲话里说：
“当前斗争的矛头是‘四人帮’，但邓的问题批了一段也是必要的。”
接着他讲：
“现在小道消息，说邓恢复了工作。”
他要人们注意，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汪东兴说：
“邓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这个问题老同志要注意。老的与年轻的都要注意。”
关于邓小平，汪在这次讲话中还讲：
“现在邓小平问题也没有划为敌我矛盾。谁划了？他还是‘以观后效’。”
汪在整个讲话中用“两个凡是”的精神阻碍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明确坚决。
大约半个月后，1976年11月30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上，汪又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指‘四人帮’）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汪还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就是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吴德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说：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过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关于“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一点，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汪东兴所说的话同11月30日讲的还不太一样。那次他说到人们在天安门反对“四人帮”时这样讲：
“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你恨在心上，怒在脸上，写在花圈上，你怎么分得出呀！他们这样做比较蠢，你对‘四人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与反革命搞在一起。”
那一次讲话，汪东兴还没有像12天后那样给这些人戴上“分裂中央”的帽子。
又过了两个多月，即1977年2月《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请示中央，汪东兴指示：
“这两篇文章（指张春桥和姚文元所写的那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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