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的事永远说不准。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章惇因反对传位徽宗，徽宗上台，立即把他罢相。政敌翻出更多旧账，结果被贬雷州。与此同时，苏轼遇赦放还。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六月，苏轼到达京口，子厚的儿子章援也在那里，他没有见到苏轼，诚惶诚恐地写了一封长信，为父亲求情。因为当时有一种传说，苏轼将被起用。章援出于对父亲多年作为的了解，担心苏轼重新上台，会进行报复。章援的信哀凄动人，不亚于李密的陈情表。子厚的儿子，果然父风宛然。但这小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老章猫逗老鼠似的拿东坡的生死逗着玩的时候，没见他为老师说点什么，做点什么。

    章援以父亲的为人忖度他人，他把东坡看得太小了。《云麓漫抄》记下章援信的全文，为我们留下了珍贵史料。书中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先生得书大喜，顾谓其子叔党曰：‘斯文，司马子长之流也。’”立命从者准备纸墨，作书答之：

    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可知。建中靖国之意，又恃以安。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川广舟中准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

    林语堂在其所作的苏轼传中，赞叹此信是伟大的人道主义文献，因为其中表现出来的宽容大度和仁爱精神，在古往今来的人物中，实属鲜见。

    苏轼和章惇的故事，是两个朋友的故事，也是两个知识分子的故事。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人的人格可以多伟大，另一方面，也可以认识一个人可以多卑鄙。事实上，子厚虽然入了奸臣传，若论其人，并不算坏到哪里去，至少比吕惠卿、蔡京之流多点人味。读章氏故事，念念不忘他怒斥王珪：之唾，亦可食乎！何等义正词严！倘若故事止于此，嘿嘿，历史上不又多了一个义薄云天的男子汉吗？

 两个人的死亡

    苏轼岭海放归，病倒于常州，自知不久人世，乃致信老友径山惟琳和尚：“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

    苏轼的病，据说是热毒。据颜中其《苏东坡年表》：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十五日，热毒转甚，诸药尽却。二十五日病危，二十八日绝命于常州，年六十六岁”。

    六十六是中国人的传统算法，苏轼生于一零三六年十二月，死于一一零一年七月，实算只六十四岁半，不算长寿。

    苏轼病逝于钱济明家，弥留之际，钱和苏轼幼子苏过均随侍在旁，此外还有闻讯赶来的惟琳。最后时刻，苏轼听觉逐渐丧失，惟琳和尚叩耳大呼：“端明勿忘西方！”苏轼回答：“西方不无，但个里著力不得。”语毕而终。

    讣闻传开，在颍州任知州的苏门弟子张耒，用个人的薪俸在荐福寺为老师做法事，遭到论列，被贬职为房州别驾。

    名列苏门四学士之首的黄庭坚，时在荆州，“士人往吊之，鲁直两手抱一膝起行独步”。

    黄庭坚晚年在家中高悬东坡画像，每天早晨衣冠整齐献香致敬。来访的朋友，有人提到苏、黄并称，问庭坚对两人诗之高下有何看法。庭坚离席惊避，连连摇手说：“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

    诗词都奇崛刚硬的黄鲁直小苏轼九岁，与苏轼的关系亦师亦友。在北宋，黄的诗名仅次于苏；在整个宋朝，黄的书法与苏轼列在四大家的前两位。

    黄庭坚一生坎坷，尤甚于东坡。苏轼远谪海外，终能北归，庭坚坐贬宜州，没有逃过身死蛮荒的厄运。

    苏轼死后四年，黄庭坚亦病逝于今之广西宜山。

    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

    范廖言：鲁直在宜州，州无亭驿，又无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适为崇宁万寿，法所不许。乃居城楼上，亦极湫隘。秋暑方炽，几不可。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间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廖曰：“信中(范廖字)，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

    按黄庭坚以崇宁四年九月三十日病逝于戍楼，终年六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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