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琪
    那些救赎苏轼的人一定不会知道，是他们挽救了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也救赎了后世的文化和良知。

    “道大不容，才高为累”。在群小的攻讦下，苏轼因诗罹祸。公元1079年7月28日，逮捕苏轼的钦差到达湖州，终于将他“如驱犬鸡”般押走。

    虽然事先得到弟弟冒险的报信，但这场祸事来得太过突然和蹊跷，苏轼的厄运就此降临了。政敌是要置他于死地，因此，任何辩解都是天真和徒劳的。为了让苏轼的供状合乎内定的罪名，群小无所不用其极，诱供不遂，便大打出手，且日以继夜。

    牢狱里是“诟辱通宵不忍闻”，而外边开始了从百姓到皇室的百日救赎。

    湖州的百姓含泪送别了苏轼，他们不明白，这个才高八斗，又造福一方的清官怎么就获罪了呢？真是天威难测呀！不管老百姓多么蒙昧和渺小，对文化的尊重与向往，对文化人的崇高感和神秘感，似乎一直是与生俱来的。从最朴素和最真挚的感情出发，百姓对是非曲直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可是草芥一样的民众微弱的声音又有谁听得到呢？又有谁在乎呢？他们只能自发地用自己原始和虔诚的方式连续数月为苏轼作“解厄道场”，祈求神灵保佑他们的恩人能够化险为夷。

    苏辙一方面忙着给哥哥报信，一方面连夜上奏皇帝：“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臣早失怙恃，唯兄轼一人，相依为命”。愿意用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又将兄长家眷二十余口接到自家寄住。

    父亲被执，长子苏迈千里相随，每日出入囚笼为父送饭。父子二人早有约定，如有凶信便送鱼为号。一日，苏迈外出筹措钱粮，就将此事托付朋友，但忘记告诉他这个秘密约定。朋友有心为苏轼烹制鲜鱼改善伙食，却无心误传死讯。苏轼见鱼自忖不免一死，于是留下绝命诗二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据说神宗看到此诗也不由得动容，亲情的力量感天动地。

    苏轼的入狱，自然引起朝野上下的关注。与“三苏”父子两代有恩的退休大臣张方平痛心不已，上告无门之际，干脆派儿子张恕带着自己上书皇帝的亲笔信上京，张恕性格怯懦，没敢把信投出。幸亏他胆小，要不然信中说苏轼“实天下之奇才”，岂不是说皇帝不惜人才，激怒神宗而延祸苏轼。要知道苏轼的罪名之一就是“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

    神宗皇帝无疑是矛盾的。他既恼怒苏轼恃才傲物，诗文带讽，又爱惜他的出众才华，不忍加害，何况还有“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可羊入虎口，群小哪会将他轻易放过，痛下杀手网罗罪名，“勘状”中罪责不轻，神宗不由得阵阵气恼。时值宰相吴充在侧，突然问神宗曹操为人如何？神宗说不值一提。吴充接过话说：“曹操这样多疑猜忌的人都能容下一个祢衡，陛下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一个写诗的苏轼呢？”这话问得非常巧妙。神宗一心想做个堪比尧舜的明君，此言正中要害。只得说：“我并不想杀苏轼，把事情问清楚后就会放了他。”其实，神宗也算是苏轼的忠实读者。连后宫嫔妃只要看到皇帝吃饭时停下筷子击案叫好，就知道神宗读的一定是苏轼的诗文。

    期间，一向对苏轼抱有好感的曹太后(神宗的祖母)病危，神宗前去看护，并且要大赦天下为太后请寿。太后说：“我记得仁宗皇帝(神宗的祖父)一日下朝后高兴地说：‘我觅得两个相才，一个叫苏轼，一个叫苏辙。我老了可能来不及用了，留给子孙不是很好吗？’现在听说苏轼因诗获罪，开国百年尚无先例，这一定是别人的陷害。我已病入膏肓，不可再有冤屈之事。不须大赦天下凶恶，只放了苏轼一个便足够了。”言讫泪如雨下，神宗不由得暗自神伤。

    挺苏的大臣还有昔日的新党领袖，此时已罢相三年退居江宁(南京)的王安石。因为政见不同，为了实施新政，王安石曾排挤过旧党中坚苏轼，也曾提拔过群小中的几个，但在内心之中对苏轼的才华人品却极为欣赏。苏轼的性恪向来是不吐不快，以前文字中对王安石多含诮带讽，言语上更是不饶人。可在生死关头，王安石却奋力上书神宗为苏轼说情：“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话说得够分量。“君子和而不同”，荆公(王安石封荆国公)不愧是宰相气量，堪称君子。神宗不觉心动，说：“这场公案就以公一言而决。”

    系狱百日后(一百三十天)，苏轼终于从幽暗囚笼中走出来，这个不可救药的文人又情不自禁地写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名声不厌低。”

    这个世界上最难囚禁的便是思想和笔。

    那些救赎苏轼的人一定不会知道，是他们挽救了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也救赎了后世的文化和良知。
 
 
来源：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