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1年，在海南流放了三年的苏轼被一连三赦，恢复了官位。然而时年六十六的他对做官已经没有兴趣了，在北上的途中，苏轼来到自己薄有田产的常州，要求留在当地养老。遗憾的是，7月28日，朝廷的批示还没有下来，苏轼就在常州病故了。

　　有宋一代，重文轻武，堪称是文人们生活最幸福的时代。然而苏轼，这位大宋第一流才子，智慧和才情均惊艳了同时代人，其洒脱旷达更是千古唯仅一见，却一生仕途跌宕、命运坎坷。这难道是历史的误会？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

　　初展头角 旷世才情惊世人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苏轼近二十岁时，已经“博通经史”。嘉祐二年（1057年），他和弟弟苏辙同榜高中进士及第。考试当中，苏轼在试卷上论述“赏忠之时，宁失之宽厚，在罚罪之时，当恻然有哀怜之心，以免无辜而受戮”时，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种史实颇可证实明主贤君的用人之道，但判官梅圣俞阅卷至此，对有关尧与皋陶此事的记载有点模糊，却不敢公然提出查问，苏轼便得以封进士第二名。考试过去之后，梅圣俞问及此事，苏轼竟说尧和皋陶的故事是他杜撰的。

　　苏轼的才华，是让人觉得即便杜撰也是有理的。所以欧阳修才对梅圣俞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然后又对儿子说：“三十年后，就没有人再谈论我了，那时谈论的是苏轼。”也难怪仁宗皇帝见到苏东坡兄弟，高兴地对左右说：“我为我的儿子找了两个宰相。”

　　反对变法 不畏权势陈其弊

　　入仕不久，因父亲苏洵去世，苏轼回乡丁忧三年，回朝时已是神宗的熙宁二年（1069年）了，正值王安石变法。可以说，苏轼前半身与王安石的纠葛恰恰就是在两人对变法的态度上了。王安石时任副宰相，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领袖；而苏轼对变法的态度则是动摇不定的，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便随反对新法的领衔人物司马光一同，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与王安石产生了不少的矛盾。

　　有一次，神宗让苏轼大胆直陈当今政令的得失。苏轼先是恭维了一番皇帝能广开言路、察纳雅言，跟着说：“可惜就是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个意见是相当尖锐的，而且显然在针对王安石和变法。王安石听到后，特别不受用。

　　苏轼看到王安石得神宗信任，独断专行，便在为进士考试拟试题时含沙射影给予揭刺。试题是这样的：

　　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

　　这个试题攻击性很强。王安石事后布置御史谢景温等人对苏轼进行调查和弹劾。虽然最终没有抓住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不过天天在那些御史们的包围下，受审查，挨批斗，搞得苏轼十分苦恼，只好打报告去到杭州做通判。

　乌台诗案 名声太盛遭人妒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陷入了小人们的包围之中，而对手最锋利的武器正是他自己最值得炫耀的诗词。

　　这一年，苏轼被调到湖州。这时他离开中央已经八年了。他在谢恩的表文里说：陛下知其（指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指朝中新贵）；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很明显就是发牢骚、说气话，不料竟被政敌拿来上纲上线。御史里行何大政第一个发难，弹劾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接下来，御史台李定、舒亶一伙人，从苏轼近年来的诗作中搜集那些攻击诬蔑大好形势的片言只语，诬蔑苏轼不断讽刺攻击新政，并且矛头是对准决策者皇帝的，由此炮制了一场轰动一时的“乌台（即御史台）诗案”。

　　在一群政治手段上的大师，文化上的小人面前，皇帝也无能为力。“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苏辙这么说。苏东坡自己也曾感叹“高处不胜寒。”

　　苏轼在湖州被就地逮捕，押送进京，交御史台严加审讯。御史台方面无限上纲，指控其狂悖无礼，理当判处死刑，以正国法。

　　这真是飞来横祸，九死一生。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苏轼生在宋朝。

　　有宋一代，重文轻武。太祖赵匡胤留有遗训，不许杀戮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据说这个遗训被镌刻成文，制为石碑，置于密室。新皇登基及春秋两祭时，才许观看，旁人还不许在场。宋朝的历代皇帝都严格遵守着“不许杀士人”这条戒律，神宗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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