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虽然历经坎坷，多灾多难，但他生性幽默，爱开玩笑，总能以“笑”和“乐”来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文人的幽默史。

　　苏轼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他的幽默和乐天精神无处不表观出来。对常人来讲，贬官无疑是件痛苦的事，而多次被贬官的苏轼每次都能苦中生乐，活得飘逸潇洒。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从湖州被押往京城受审理时，亲友们哭泣送别，相对无语。在这种前途未卜的生死关头，苏轼却给大家讲了一个很可笑的故事：宋真宗东封泰山后，到处寻访天下的隐士，有一个叫杨朴的，颇有诗名，可召见之后，他却说自己不会做诗。宋真宗问他：“临行的时候，可有人写诗送你？”杨朴回答：“只有我的小妾送了一首：‘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东坡志林》卷二)真宗听了大笑，当即放他归隐山林。说到这里，苏轼用眼看着小妾说：你难道不能学学杨朴的小妾，也写首诗送我吗？苏轼把这个故事一说，送行的人就破涕为笑了。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当时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由于政见不同，得罪了王安石，此后数年苏轼不得不出任地方官职，开始为杭州通判，后来先后出任密州、徐州和湖州知州。

　　就在苏轼即将离开杭州去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之前，有一位别号“九尾野孤”的营妓向官府提出申请，以自己年老色衰为由，请求脱离营妓名籍，成为良家妇女。营妓是古代娼妓之一种。唐宋时，娼妓是官府经营的，在唐代或隶属教坊，或隶属军营。宋代则分属“州郡”和“军营”，其身份列入另册，如想脱离娼妓名籍，可由本人提出申请。唐宋时的娼妓可大致分为这样几种：宫妓，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家举行的各种节日庆典及盛会之类的活动上演出，并为帝王提供各种娱乐；营妓，又称之为军妓，在军队为将士们提供娱乐；官妓，指的是那些列入地方官家乐籍也就是教坊(梨园)并在官府举办的各式各样活动及宴会上表演歌舞音乐的艺人；家妓是指养在家中能歌善舞、擅长音乐杂艺的美貌女子。由此可见，娼妓并非全是卖身的妓女，如宋朝法律明确规定，官妓只准“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 ”，出卖肉体是违法的。苏轼当时只是杭州的临时负责人，新领导马上就会到任，他本来完全可以把此事推给新领导处理，但他是个乐天派，喜欢开玩笑，看到这份有趣的请示后，提起笔来就批示：“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同意其从良的请求。这里的“五日京兆”是用了西汉京兆尹张敞的故事：因受一个案子的牵连，张敞被人弹劾，即将去职。就在这个时候，张敞命令其部下絮舜去查办一个案件，絮舜却说：你只能做五天的京兆尹了，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的话？就私自回家睡觉去了。张敞非常生气，马上派人将絮舜拘押起来，说：五日京兆又怎么样？说完就把絮舜杀了(《汉书·张敞传》)。苏轼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是说，我虽然是个临时负责人并即将去职，但还是有权批准你的从良请求的。这个批示确实非常有趣。
 

　　更有趣的是，别号“九尾野狐”的请示刚刚批下去，差不多同样内容的另一份请示马上又递到了苏轼这位代理官员的手上。这回提出从良嫁人请求的营妓名叫周生，是当时杭州城长得最漂亮技艺也最佳的营妓。如果说，人老色衰的“九尾野狐”要走，苏轼可以不留，那么，要放走色艺俱佳的周生，苏轼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考虑了，因为周生是业务骨干，是台柱子，杭州城每次搞大型演出活动，都得靠她撑台面，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够随便放走呢？所以苏轼在她的请示上批道：“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欧阳修：《渑水燕谈录》卷十)

　　一判从良，脱离营籍；一判不允，仍操旧业。这本来就要让人笑破肚皮，更好笑的还是苏轼在批示中引用的这两个典故———

　　“慕周南之化”典出《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空冀北之群”典出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有才能的人遇到知己而得到提拔，成语“群空冀北”就由此而来。苏轼巧妙地借用这两个典故，是说周生追求美好幸福的婚姻生活，精神固然可嘉；但像你这种色艺俱佳的歌舞女郎，是难得的人才，似乎不应该这么早就脱离营妓名籍、从良嫁人。再说，放你走了，杭州的艺术团体以后就缺少能够撑台面的艺人，所以我不能批准你的请求，请你原谅和理解。

　　苏轼的批示，既幽默风趣，又合情合理；既充满人情味，又不失原则分寸。(眭达明)

　　(摘自《秘书生活》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