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杰

苏轼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化上的名人数不胜数。但是所有的中国文人，无论在苏东坡之前的，还是在苏东坡之后，其一旦和苏东坡比肩而立，都会黯然失色。这几乎已成定论乃至恒论。尤其是在谈到东坡的儒道通合思想时，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念和实践更是为人称道不已。在今天，在余秋雨写了《苏东坡突围》之后，东坡的名声更是如日中天——几乎有完美的意思了。
但是这完美本身就让我疑心，因为我是个否认完美的人。而且还认为：完美一旦形成，其本身就立即转化为否定完美的基点。
可叹的是苏东坡正是这样。他的完美的儒道通合，正是他的缺陷所在。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的“达”字和“穷”字的含义。
这里的“达”和“穷”是指仕途上的两种情况。简言之，“达”就是仕途顺利，“穷”就是仕途不顺利。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官本位的苏东坡：能做官最好，那么可以为天下人做点好事，如修修苏堤；不能做官也行，那我就把生活重点放在自身修养的提高上去，如吟吟风月。我并不认为官本位有什么不好，我也不反对人们有想去做官的念头。应该说，做了官而还能像苏东坡那样的也算是不错了。可是，像苏轼这样的好官却最终落了个“贬谪琼崖”的下场，是不正常的，而苏轼最终能够对这一结果接受并心平气和那就更不正常了。
在这种不正常的背景下，完美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念其实只是“随遇而安”的另一种富于欺骗性的表达。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旷达”实则是一种无奈，“突围”其实是一种逃跑。
当然，在无奈的层面上，我们无法不原谅苏东坡；但是在逃跑的层面上，我们又不能不对苏东坡有所指责。试问一个听任别人摆布的人能有多少骨气可言？试问一个命运和真理紧密结合却自觉放弃了捍卫真理的人还有什么人格可说？
在人格的坚硬性上，苏轼不足以和中国历史上那些坚持真理而不怕杀头的人比肩而立！
这样的人在《左传》上有。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可惜的是很少有人认识到他们存在的伟大意义，可惜的是人们功利的眼光使他们偏离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有支撑力的脊梁。
而这些人是最不该忘记的。我可以举很少的例子，因为大部分的例子我们是看不到的，统治者不会在史书中记载那些让他们难堪的人和事。
在《左传》中，我偶然发现了几个这样的人。他们是春秋时期的齐国的大史氏兄弟三人和南史氏。他们出现在《左传•崔杼弑齐庄公》中，是作为“崔杼弑齐庄公”这一事件的附加性内容出现在文章中的。请让我把原文恭录如下：大史氏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氏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这真是一曲保卫历史真实的义无反顾的壮歌！我们应该在这样的人面前下跪，后来的历史家们应该在这样的男人面前羞愧而死！
据我所知，在中国历史上，在话语权力的争斗中，这是以精神战胜强力的唯一一例，虽然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
虽然是同行，左丘明对这些人的事迹记载并不多，也许在当时这可能是“史官们都会这样做的”一件平常事。但是，在今天，在没有了这种能够为真理或者为真实挺身而出之精神的时代，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从人格力量的高度认识一下这几句话，那么，这几句也就足以使这几位无名史官光耀千古了，并且将千百年来所有的苟活者都照得无地自容，将所有的逃跑者都照得无处遁形。在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为齐国的大史氏和南史氏高唱赞美歌。
遗憾的是中国历史的真实此后就被强有力的统治者一手遮住了，愚民们只能看到统治者从手指缝里露出来的需要你看的经过改造的那一点点所谓的“历史”。
第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就是秦始皇，也许是要消灭自己不清白的出生史，统一天下后他首先就想到焚书，焚书时首先焚毁的就是史书。
历史从此不再是历史，而是“统治者的嘴”了。
差一点改变这种情况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司马迁，他一边吃着皇粮，记录着职责范围内的时事，一边却花费更多的精力写着他自己和他死去的父亲两个人的《太史公书》，并打算“藏之名山”。但是，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最初愿望，一方面因为后来他的所作所为被发现，“私史”于是变为“公史”；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因为受到不公正的“腐刑”而扭曲和狰狞了自己的眼睛：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总之，他把加害他的刘彻在《今上本纪》中写成了一个迷信狂，而开国的刘邦到株连，成了一名无赖。在这次扭曲和变形中，得到最大实惠的是项羽，从一个杀人能手直接演化成了一个旷世英雄。
于是，司马迁的真实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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