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司马迁的真实表达理想也就得不到完全的实现。其实考查历史也可以说，司马迁没有说谎，他只是凭自己的感情有爱有恨地也是大刀阔斧地对历史进行了选择，在《今上本纪》中，他只讲刘彻如何像个超级笨蛋一样被方士们骗来骗去，而不记载那些真正对历史产生着重大影响的决策，而这种决策汉武帝刘彻并不少。这样，汉武帝就成了唯一一个在自己统治的朝代所写成的自己的传记中没有丰功伟绩的皇帝。于是，有意无意地，司马迁为后来的人们在假造历史方面提供了一种方法——选择：我不窜改历史，但是我可以选择历史。其实选择后的“历史”已经不是历史了！于是，历史就在“选择”中变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难以捉摸了。
这一切，就是因为少了大史氏和南史氏的“迂”和“直”以及“死”，而多了 “圆”和“曲”以及“活”。由此可见，对苏轼而言，对“圆、曲、活”而言，可以说苏轼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然而，在苏轼这里，他把这种“纯正的窝囊”演变成了一种“虚假的完美”，因而，他就“罪莫大焉”。
好一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真理面前不维护，在邪恶面前不抗争。这只能对坏蛋有利，使好人受屈。
至此，中国人不但没有了支撑作为人应有的直立的脊梁，而且在瘫软中又吸上了精神鸦片。
这种病态，只有在人性有所恢复的时代人们才能觉察；只有在能够直立的人们看来才是清晰的。但是这已经是几千年后的事情了。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思想解放的今天，在人性慢慢地被发现的今天，我们才终于听到王朔在痛苦地大叫“我是流氓，我怕谁！”他的这句名言很快地就成为批评他自己的最好的子弹，没有人看到他这句话背后的辛酸和痛苦：在中国，难道真的只有流氓——这种失掉了人性的流氓才能顶天立地，而正常人只能够萎缩苟活吗？
看到人们批评王朔的话，我就想，王朔怕是正在吟诵“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坏’，谁解其中味？”而且是边吟边潸然泪下，而且是泪珠子滚落如雨，而且是泄如江河。我呢，应该陪王朔作通天彻地的一长号、一大恸。
我还想，如果大众还不能习惯于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历史和生活，那么叫嚷着“创新”字眼的人就不可能理解创新的意义！如果大众能够习惯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历史和生活，就会有更多的人理解江泽民主席所提的“与时俱进”的深刻性。
以上所言，多多少少对苏轼有些不恭，但是就事实而言，我别无他途，也别无他话。
人生有一种痛苦，是你不得不批评你所敬重的人；人生有一种幸福，是你有能力批评你所敬重的人，因为对他来说是一种发展，对你来说是一种超越。
有时我想，能够看到苏轼的消极影响，应该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