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王景）

    春色浓如酒之际，读到《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一书， 直欲酩酊数日。

    这本书有着泛黄的古旧色调的封面，封面上按藤杖、坐盘石、醉态萧然的画像，以及酣墨淋漓、云烟满纸的题字，对我来说如同故友召唤。一气读完，我又一次走近了苏轼，一个旷世奇才，士大夫心仪神往的人格典范，民间妇孺喜闻乐道的豪士雅客，有一派刚直不屈的执著风节、一颗善于解脱的智慧心灵和一副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的善良心肠。苏轼的魅力是一个谜，是因为他的身上包含了最大限度的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所以能使传统文化通过他这个载体历久弥新地在当代社会呈放光彩。人们对苏轼所创造的文化世界，冠之以“苏海”之称。这虽然是片“汪洋渺弥、横无涯际”的海，但至少我们可以“走近苏轼”——这四个字是王水照先生去年年底在复旦时一次演讲的题目，而由先生和其弟子崔铭所著的这本书则是我们走近苏轼的极好向导。

    著述最忌随人后，何况传主是这样一位旷代伟人。现代为苏轼作传的人很多，最有影响的是林语堂先生，在他老辣恣肆的笔下活跃的完全是“林语堂式的苏东坡”。又如曾枣庄的《苏轼评传》，再现的则是“学者眼中的苏东坡”。在历史学家那里，苏轼是一个夹在北宋变法与反变法斗争之间的政治家。在一般读者的眼里，“一百个读者眼里便有一百个苏东坡”。这本书刻画了这样的苏轼，“决不是一个道貌岸然、可望而不可即的圣贤，而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之中，有血有肉、有着常人一样喜怒哀乐的普通人”，“是现世性与超越性水乳交融在一起的一位智者”(结束语)。于是，传记以平和亲切的姿态、娓娓而谈的方式一下子走近了苏轼，也走近了普通读者，同时，它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实在很多。

    “信史”与“戏说”

    坚持“无一事无来历”，是作者写作的一个根本原则，此书因之可作苏轼传记的“信史”，这从“后记”中作者对苏轼容貌的考订中即可见一斑。在当代文坛特别是影视剧创作中，我们看到了太多与历史真实相差甚远的被“戏说”出的人物，其中大多数为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类。为文学家作传记，其生动性不亚于“戏说”，而其严肃性又能作到事事皆有凭据的，非此书莫属。作者能作到两者的完美结合，“实在有赖于有关苏轼的种种材料，在他本人和其他宋人的笔下，原已十分丰富、鲜活，无需我们再作太多的虚构了”，然而这也与作者的写作技巧相关。

    如在体例安排上，全书十二章，下面并不分节列标题，而是自然分出若干段，用一句话或作概括或导引，类似于章回小说的写法但亦不全同。这种别开生面的安排既能使全书眉目清晰，又能达到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之功。又如材料处理上，尽量避免冗长的介绍叙述，而出之以生动活泼的笔触。以苏轼的政治遭遇为例，苏轼一生历经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个朝代，这是朝廷内部政局多变、党争不断的时代，苏轼一生的坎坷经历是由他的政治命运决定的，然其身外的复杂政治势态即使用皇皇巨著来阐释也不嫌冗。传记作者颇能举重若轻，十分善于用场面描写和人物对话来再现当时的政治环境，神宗、曹太后、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物虽着墨不多，也能栩栩如生。如第二章神宗召见苏轼的问答、第五章神宗与祖母曹后的对话、第八章苏轼与王安石的会面、第十章苏轼与司马光、程颐的矛盾，场面历历在目，人物声情俱现，大可径直搬入剧本。

    “传心”的艺术境界

    苏轼大量文学作品以原生态的形式成为他一生最真实的形象写照，也成为后世接受他的直接媒介，那么，以他的文学创作作为全书的基本构架，引导我们追溯漫游于“苏海”之间，应是最恰当的一种方式。著者取材的重点就放在苏轼本人的作品，而恰好在这里著者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以细腻灵敏的艺术感悟和流畅优美的文笔将苏轼的作品演绎得极其动人。如对于《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一诗，著者这样写道：“不曾饮酒为什么会突然觉得头脑昏沉、神思恍惚?我的心已随着你渐远渐逝的身影一同离去。寂寞的归途，你尚且可以一心系念家中的老父，而我，行走在异乡的旷野，用什么来安慰心中的孤独?”“呵，子由，今夜寒灯相对，你可会想起怀远驿中我们曾经相约的誓言?何时才能相见?何时才能一同听夜雨萧瑟连绵?”(第一章)我想，若苏轼灵光重现于今日，从他笔下流出的白话新诗一定就是这样了。这样的例子在传记中俯拾皆是，不仅与原作珠联璧合，毫无佶屈聱牙之病，而且流转生情，诗味浓郁，这是传记深深感染打动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想起冯煦曾评秦观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此语亦可借来评本传记的作者：“他人之传，传才也；先生，传心也”。在作者的笔下，我才明了为什么东坡的侍妾朝云每唱到《蝶恋花》词中“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之句时，就泪满衣襟，而东坡自朝云亡后终身不复听此词的原因：“苏轼一生升降沉浮，忽南忽北，朝云为此而哭；人生在世，苦多乐少，欢娱稍纵又逝，朝云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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