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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风云
杭州徐州湖州到开封后，欧阳修推荐苏轼苏辙参加秘阁制科考试。这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一项选拔人才的临时性考试。苏轼参加的是“极言直谏科”。嘉六年（1061年）八月，他当殿所作《御试制科策》被评为三等。这项殊荣在整个北宋时代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获得过。他的基本政治观点和治国韬略，特别是对时弊的革新，得到宋仁宗的赏识，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今陕西凤翔）。
苏轼在凤翔三年任职期满，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正月还朝，以殿中丞（管理宫廷事务的殿中省官员）差判登闻院（受理官民建议或申诉的机构），又经过学士院的考试，授官直史馆（编修国史机关的官员）。这时，他二十六岁的妻子王弗突然病故，不到一年，父亲苏洵也撤手归西，两位亲人的逝世，使苏轼悲痛万分。他和弟弟苏辙同扶苏洵和王弗的灵枢回到家乡眉县，将他们安葬在程老夫人墓旁。
经过二十七个月的服丧期，当苏轼兄弟携妻小第三次出川时，已是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的七月了。
宋神宗继位时刚满二十岁，年轻有为，很想干一番大事业。他将改革家王安石请出来，推行变法。王安石变法涉及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虽有某种空想成分，但他限制豪门巨富，帮助农民发展生产的政策是有进步意义的。王安石有胆有识，大力推行新法，势如暴风骤雨，自然遭到多数朝廷重臣的激烈反对。
苏轼一贯主张革除积弊，富国强兵，却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骤变和某些过激行为而批评新法。他公开议论新法的弊端，引起新派人物的不满。他们排挤他，攻击他，甚至诬陷他。苏轼自知难以在京城立足，便向皇上请求外放。神宗给了他一个杭州通判（知州的助理官）的职位。
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苏轼到达杭州。他经常出差，赈济灾民，组织捕灭蝗虫，检查堤岸，监督开运盐河。这样，他有较多机会接触下层，了解民间疾苦，并创作了一批思想性很强的诗歌。如《吴中田妇叹》描写天灾人祸给农民造成的灾难，《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控诉繁重的赋税谣役对人民的盘剥，《都厅题壁》对狱中犯人的同情等等。
杭州美丽如画的湖光山色扫除了官场黑暗带给苏轼的烦闷忧愁。不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苏轼在闲暇时，经常外出游览。或漫步，或登山，或泛舟；或独自一人，或携带家眷，或邀三五同伴，他把自己融进了杭州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在通判杭州的三年多时间里，他的咏景诗创作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如《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氵〖KG-2〗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描写西湖在不同天气中的不同景色，并以千古美人西施比喻西湖的美不胜收，成为脍炙人口的不朽名句。其他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望海楼晚景五绝》、《有美堂暴雨》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名作。
在杭州，苏轼的文学活动既离不开自然景物，也离不开僧人与歌妓。苏轼早就对有文化的名僧心向往之，到杭州后，遍访西湖周围的灵隐寺、西菩提寺、海会寺、普安院、净慈寺等名寺古刹，与僧人惠勤、惠思、道潜、佛印等人一见如故，经常在一起品茗赏景、谈诗论禅。他和佛印更成为莫逆之交，参禅对话，结伴出游，情同手足。与僧人的来往，使苏轼的一些理趣诗假物取譬、语含机锋，使近前的一景一事都含有深邃的生活哲理和情趣，而结论又引而不发，含而不露，让读者在回味中领略，颇得禅家三味。
当时，歌妓盛行。文人们有了新的诗词作品，往往先交给她们去演唱传播。苏轼作诗填词，与歌妓交往频繁。他对她们抱有同情、爱护之心，对其中才艺双全者，更有一份尊重。据说，苏轼曾即席填词，替一位叫秀兰的歌妓解围，使她免受侮辱；曾秉公判案，替一位叫秀奴的妓女报仇，严惩了杀人凶手；曾参禅悟道，说服一位叫琴探的名妓削发为尼，遁入空门；还曾帮助过希望脱离苦海的妓女除籍从良。与歌妓们的交往，不仅使苏轼对社会生活有了更深切的了解，而且推动了苏轼的诗词创作，使他的一些诗词更富有音乐感。
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苏轼改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奉命移知徐州。到任不久，黄河大堤决口，洪水直逼徐州城下，高达二丈八尺，全城危急，百姓恐慌。苏轼临危不惧，组织军民抗洪，冒雨抢修堤坝。他亲临指挥，吃住在城上，经过七十多天的奋战，终于保住了徐州城。为了发展生产，苏轼还组织开发了白土镇煤矿。元丰元年（1078年）春，徐州久旱，苏轼和百姓一样忧虑。正在愁眉不展之际，不料普降喜雨，禾苗滋润，百姓开颜。苏轼情不自禁，一连写了五首《浣溪沙》，描写了雨后初夏麦收时节的农村风光，生意盎然，形象如画，这是宋代词史上第一组优美的农村词。徐州任上，苏轼还游览当地名胜，写下了《百步洪》、《放鹤亭记》等诗文名篇。请看他对百步洪水流湍急、奔腾而下的描写：长洪抖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蹉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
苏轼语言的形象生动，气势的雄伟壮观，与他早年描写长江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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