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词宗苏轼二十多岁便走进了官场，步入了仕途。虽在中进士后，以气势磅礴的政论文章而名动京师——“及眉山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让一代宗师欧阳修也叹道：“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但他苏轼在官场上并不得意，不是屡遭贬谪，就是被人诬告，波折连连。除了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还有一次被人状告运送私盐，引得王安石下令调查，并拘捕了相关人员讯问。

　　那是熙宁元年的时候，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四川。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北宋已有了新的政治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大力推行新法。苏轼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就是变法，也应该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应该急于求利，因此并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正在这时，有人状告他扶丧返川时，假公济私运送了私盐。苏轼真的有运送私盐吗？

　　宋李焘《续治通鉴长编》熙宁三年八月癸亥纪事：“诏江淮发运，湖北运司体量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居丧服除往复贾贩，令天章阁待制李师中供析照验轼妄冒差借兵卒事实以闻，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劾奏故也。景温与王安石联姻，安石实使之，穷治，卒无所得。”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神宗任用安石》亦载：“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安石弟安国姻家也。景温意轼为谏官，以攻安石短，遂以谤语力排之。范镇举轼为谏官，轼前丁母忧，多占人船，私贩苏木。安石下淮南，江南东西，京湖北，夔州，成都六路体量其状，事不实，事论薄之。”

　　另据《宋史》列传第五十四《谢绛传》附《谢景温传》记载：“景温平生未尝仕中朝，王安石与之善，又景温妹嫁其弟安礼，乃骤擢为侍御史知杂事。安石方恶苏轼，景温劾轼向丁忧归蜀，乘舟商贩。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讫无一实。苏颂等论李定不持母服，景温察安石指，为辨于前。已而事下台，景温难违众议，始云定当追服。又言薛向不当得侍从，王韶边奏诬罔，浸失安石意，然犹以尝助己，但改直史馆兼侍读。不敢拜，出知邓州。”

　　如此多的史料都证明苏轼是无辜的，苏轼运售私盐之事，纯属厚诬。所谓的假公济私，运送私盐，差使调借兵夫，只不过是眉州兵夫去京城迎候新太守，顺道送苏轼回京还朝罢了。事情虽然查清楚了，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波折的苏轼，心力已憔悴，觉得无法在朝廷中继续待下去了，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而诬陷苏轼运送私盐的谢景温，以及查办此事的王安石，都遭到了世人的谴责。有野史说“既无以坐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巧抑其资，以为杭倅，卒不能害轼，士论无不薄景温云。”《续治通鉴长编》元佑四年正月癸未纪事，载正言刘安世奏劾谢景温云：“景温天资奸佞，素多朋附。熙宁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为知杂御史。是时，苏轼方忤安石，景温迎合其意，辄具弹奏，谓丁忧归蜀，乘舟商贾。”

　　谢景温之前和苏轼其实是有些着较好的交情的，苏轼在一次郊游中，从谢景温对一只受伤的小鸟不心生怜悯，反而一脚踢飞，便认定谢景温是个轻贱生命、损人利己的不可深交之人。果然后来事实也确实如此。多年后，谢景温成为北宋的奸臣，时人皆叹苏轼果能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