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亮

　　苏轼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喜欢诗的知道“横看成岭侧成峰”，喜欢词的知道“大江东去”，喜欢书法的知道“苏黄米蔡”，喜欢美术的知道“成竹在胸”，喜欢散文的知道“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喜欢吃的知道“东坡肉”，喜欢穿的知道又低又矮的“东坡帽”，苏轼这个人，除了官儿做得不甚成功整天遭贬，凡天下奇巧之事，他几乎都能做到极致。

　　从性格上看，苏轼是个在任何挫折面前都能保持乐观的人，他不虚伪，不矫情，在长官面前不摇头摆尾，得意时喜上眉梢，失意时苦中作乐，说了错话敢狡辩，被人整了不记仇，考试作弊还得意洋洋。形成这种性格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士风之影响，很容易被人忽略。苏轼郡望在河北赵县，祖上于唐朝落脚蜀中，所以他的性格中，既有燕赵慷慨悲歌的豪爽，又有四川耐受艰难的坚韧。

　　说起苏轼的聪明，可谓无与伦比，就连科举那么严肃的事，他都敢玩儿花活，而且四川的乡试、京城的会试、皇帝面前的殿试，他都耍了把戏。

　　乡试时，他和弟弟苏辙被安排在对角儿的两个座位上，苏轼接过题目一看傻了眼：考题出自什么书，他一点儿印象都没有！那时的考试，你如果不知道考题的出处，根本写不出一个字来，零分！斜对面的苏辙见哥哥抓耳挠腮，想帮他一把，可这个弊怎么做呀！到底是苏氏兄弟，苏辙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不慌不忙地抓住笔管儿轻轻吹了几下，苏轼一看，喜出望外，于是奋笔疾书，即时交卷，得了高分！你猜这个弊是怎么做的？原来苏辙吹笔管是在告诉哥哥：这句话出于《管子》的注文。

　　到了次年会试，欧阳修担任大主考，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在答卷里说：“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意思是法官皋陶多次要杀人，帝尧却多次要赦人。欧阳修看罢大为叹赏，想把他置为第一，同考官王珪提醒欧阳修说：这两句话很可能是举子瞎编的！欧阳修无奈，只得把他列在第二。你看苏轼胆子多大，造谣居然造到帝尧头上了。

　　到了殿试，该轮到苏轼帮苏辙了，这回考题是《礼义信足以成德》，苏辙弄不清出处，苏轼假装发怒朝监考吏人索要砚台，边拍桌子边骂：“小人哉！”苏辙一听，明白此题出自《论语》的“樊迟学稼”注。这是孔子骂樊迟的话：“小人哉，樊须也！”

　　神宗元丰年间，苏轼因反对新法被捕入狱，当时的局面非常险恶，苏轼不得不做好死的准备，他在被押解赴京的路上，偷偷和儿子苏迈约好：如果没有性命之忧，你就给为父送普通食物，如果听到了凶信儿，就给为父送条鱼来。苏迈一直谨守约定，不料有一天粮尽，他到陈留去借粮，委托朋友代为送饭，刚巧那朋友得到一条鱼，便高高兴兴地送到了御史台。苏轼一看，吓得腿都软了，绝望之中给神宗写了两首诀别诗。神宗见到诗，连忙命人将苏轼放了，让他到黄州去做个团练副使。

　　到了黄州，俸禄减少了百分之九十，生活之拮据可想而知。一般人到了这一步一定很沮丧，苏轼却积极想办法，来克制大手大脚的习惯。他自叙那段生活情景时说：“初到黄州，廪入既绝，人口不少，但痛自节俭，日用不过百五十钱，分为三十块，挂屋梁。每日平旦以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我们可以想见，那时的苏轼一定是个快乐的“守财奴”，为了那几个小钱绞尽了脑汁。

　　尽管生活拮据，苏轼仍能苦中寻乐，这从他的《初到黄州》一诗中可以看出。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他说自己平生都在为口忙，没料到这次被贬到黄州，反倒如了心愿，有水产山蔬。这样的官自古就是为诗人专设的，别人想来都轮不上。朝廷贬我做散官，让我得着空闲，却还要费朝廷的一些买酒钱，真是有点惭愧。这些幽默诙谐的语言，反映了苏轼勇于面对人生挫折、超解洒脱的乐观态度。

　　苏轼一直受王安石的排挤陷害，然而当王安石闲居金陵时，他却借调官汝州的机会，专门绕道到金陵去看望王安石，而且谈诗谈得特别投机，以致极口称赞王安石的诗如“野狐禅”，妙不可学。其度量实非一般人所能及。

　　 (本文来源：天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