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是唐代产生的一种合乐歌唱的新诗体，但自晚唐、五代以来，形成了绮靡婉约的作风，人们习惯用它写恋情，抒闺思。到了宋初，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及士大夫歌舞升平的需要，出现了柳陌花衢、茶坊酒肆竞唱“新声”的景象。以晏殊、晏几道父子为代表的词人，也就因袭晚唐、五代的浮艳词风，极力追求词藻的雕琢和形式的华丽。欧阳修的一些词作即景抒情，有些新意，但也没有脱出艳科的藩篱。张先的慢词和范仲淹描写边塞风光的词，对词的形式和内容有所开拓和发展，柳永的出现，使北宋词为之一变，创作了许多篇幅较长又合于音律的慢词。然而，在北宋时期，真正开一代词风的是苏轼，他首创了豪放派的词风，从题材到语言，大大扩展了词的表现效能，使之基本具备诗的功用和显示出词的特色，从而促进了词的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苏轼是以他在词的创作上的实践来转移一代词风的，正因他在词作上新的成就很高，所以影响很大。要能比较深刻地了解苏轼对词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就得对他的一些代表作进行分析探讨。一般说来，最能代表苏轼豪放词风的，首推《念奴娇·赤壁怀古》，该词历来为人乐道，元丰五年，苏轼先后两次到古战场处赤壁游览凭吊，从对历史人物的凭吊来抒发作者的感情。词的上片写赤壁的雄奇景色，而下片则是借缅怀历史人物来抒情感怀。全词写得雄奇豪放，一往情深，词语流畅，气势磅礴，确实为一首杰出的词作。

　　我们知道，对作者的时代、遭遇、政治表现及思想概貌的明确把握，才能对作家、作品的认识有所提高。对苏轼作品及词风的的理解分析亦如此。

　　从苏轼二十一岁中进入仕途起，北宋王朝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由于对内采取了一系列中央集权措施，消除了自唐以来藩镇割据的现象，中央政权比较巩固，对外自宋太宗以后，采取了屈辱求和的政策，也算是没有出大乱子。因此，表面上呈现着一片安定繁荣的气象。但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因为每年要对辽和西夏输送数十万两的银和数十万匹的绢；而小的边患仍经常会发现，边防腐败，常打败仗，每年花费的军费日益增加。从内部来说，由于燕云十六州始终没有收复，统治的版图比唐朝缩小了，而那些对外敌输送的银、绢出在人民的头上，加以最高统治者日渐奢侈浪费起来，特别是那些积累起来的有特权的皇亲国戚、勋旧世家日益多起来，他们可以不纳税、不服役，这样更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以上种种，已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就当时有一定进步思想、见识卓越的士大夫来说，从不同程度看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必要性，如范仲淹、欧阳修等，苏轼早期也是一个改革派，在他写的看法和具体改革的措施。但没过几年，王安石实行变法，这时的苏轼却由改革派变为守旧派，并加入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行列，反对和攻击王安石的新党和新法，其原因虽复杂，主要则是庶族地主随着自己地位的提高而不能坚持改革的动摇性的表现，但苏轼毕竟和顽固的守旧派有明显的区别：其一，苏轼虽反对新法，但当地方官司时，仍遵照执行新法，并能“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其二，旧党上台后，苏轼也回到中央任职，当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时，他又站出来反对，认为这是“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的错误做法。由此可见：苏轼是比较能从实际出发，并在实际中注意观察问题，吸取一些新的经验或教训。这又和他能够较多地为国家人民的利益着想，对事不对人的公正态度分不开。他因为对新旧两党都敢于提出反对的意见，没有得到任何一党的欢心，因此，在激烈的党争之中，一辈子都受到排挤，在外面做地方官吏的时间居多，每到一处任职，能所能及，积极为人民做好事，每任一官司都留下了一些为人民所称颂的政绩。苏轼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苏轼少年时便“历厉有当世志”，“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综上所言，苏轼一生中除对新法过程中出现一些倒退言论外，应该承认，苏轼是有他进步思想的基础的事业心——“奋厉有当世志”，又能坚持下去，不为穷愁忧患所压倒。

　　苏轼的思想概貌比较复杂，他对儒释道三家的学说都有所吸收，显得庞杂，但他“好贾谊、李贽书”，这时对他的事业心的形成却起着积极作用，佛老思想对他虽然也有些消极作用，但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坚持事业的行动，并把它用于个人的修养上，形成一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使他能在受排挤、打击以至滴贬、流放过程中，安然地度过并保持清醒头脑。这也是他豪放词风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奋厉有当世志”的事业心是了解和评价苏轼豪放词风实质的关键。

　　豪放词风或豪放派，这是就词作的风格来给以标志的。我们知道，一篇作品是体现作家的思想感情的，那么作品的风格也就应该是作家这个人的风格的反映。根据前文的论述，足见苏轼的事业心里面也包括着为国家、为人民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有别于平庸的思想感情，这种比较高远的眼光和开阔的胸襟，体现在行动和作风上，也就往往能使我们感到一种豪迈的品质，当这种事业心通过高起精练的语言艺术，反映在他的作品上，就表现为开拓境界的风格，也就是本文所述作者苏轼的豪放词风，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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