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其一代天人之资，在诗文词书画方面均有重大建树。其诗文开疆拓宇，承上启下，为宋代诗文词集大成者。但在苏轼时代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苏轼作品接受却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其起伏状况恰如浪峰浪谷。究其原因固然复杂，然与有宋一代之党争密切相关。本文拟从党争角度，对苏轼诗歌接受作一初步探索。
党争是北宋政治斗争的主要形态，这一点历来有定论，现在的研究也不少。近年北宋党争研究专著有罗家祥《北宋党争研究》、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等。而党争是否为南宋主要政治形态，则有不同观点。沈松勤先生《南宋文人与党争》，对南宋政治形态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开创性地提出党争也是南宋主要政治形态，观点及论证令人信服，故本文对南宋党争与苏轼诗歌关系的问题，多以沈先生观点为依据。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从各方面看都是深刻广泛的，宋代士宦显著特点为学者、文人、士大夫三位一体，所以作为两宋政治主要表现形态的党争，对苏轼诗歌接受的影响，自然不容忽视。
苏轼诗歌接受研究是一个大题目，王水照先生曾指出，“几乎从苏轼生活的时代开始，就自然形成了一部长达九百年的苏轼接受史。这部接受史，以2700多首苏诗、300多首苏词、4800多篇苏文为解读接受的对象，又分属以理论阐述为主的学术研究、以作家创作借鉴为特点的文学创作、以阅读鉴赏为内容的大众阅览等三个层面，采取评论、笺注、编选、年谱、传记、吟诵、唱和、刊刻、传抄等不同传播接受媒介形式，具有十分丰富深刻的内涵，理应成为‘苏学’研究中的一个有机构成。”①本文出发点仅在于从党争角度作一个小小的尝试。

一、两宋党争历程及其对苏轼诗歌接受的影响

   所谓“党争”，就北宋而言，指宋神宗熙宁（1068－1077）、元丰（1078－1085）年间和宋哲宗元祐（1086－1093）、绍圣（1094－1097）、元符（1098－1100）年间王安石“新党”与司马光保守党即“旧党”之间的斗争。新旧党争大致经历了“熙丰新政”、“元祐更化”和绍圣以后的“绍述”三个阶段。神宗即位后，面对北宋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很想大有一番作为，任用王安石为相，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神宗熙宁二年（1069）苏轼守父丧还朝，正值变法高潮之时。苏轼曾写有《进策》、《思治论》等，也主张大力兴革。但苏轼改革思想同王安石改革思想存有很大分歧。概言之，王安石强调更张法度，而苏轼强调择吏任人，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王安石主张理财，扩大国库收入；苏轼主张“节用以廉取”，批评变法派“广求利之门”。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故，年仅十岁的哲宗赵煦继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法，故即起用旧党，司马光等人陆续回朝，新法逐项遭到废除。苏轼也很快调回汴京。次年即元祐元年（1086），苏轼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继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但苏轼在废除新法问题上同旧派发生了矛盾，加之司马光死后，旧党又分裂为几派，斗争激烈，苏轼身为旧党，却多次遭受旧党构陷。这一段旧党势力时期即“元祐更化”。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变法派先后以新党面貌被启用。但此时早已不再是变法与保守之争，完全已经演变成政治迫害了。变法派肆意报复元祐旧臣，苏轼屡受旧党疑忌排斥，现在又被所谓新党当作旧党严酷打击。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被贬知英州，接着一月之内连续三次贬职，最后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苏轼60多岁流放当时瘴疠之邦，心情可想而知。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宽赦元祐旧臣，苏轼始得内迁。可惜的是苏轼此时已年迈体衰，在北归途中病逝。
   南宋党争是北宋党争的延续。北宋党争遗留下来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南宋党争的阶段性不如北宋明显，但复杂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大致而言，与南宋党争相关的事件有靖康之乱、绍兴更化、绍兴和议、庆元党禁、端平更化等，此从略。
   两宋党争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党争的开始，源于北宋“三冗”，即冗兵、冗官、冗费。一些有志于改革的士大夫纷纷提出了变革救弊的主张。对于熙丰新政，也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王安石云：“法之初行，异论纷纷。始终以为可行者，吕惠卿、曾布也；始终以为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熙宁“法之初行，议论纷纷”，遂分党与，相争不息，体现了志在当世的主体精神。其中自然表现了有识之士的进步之见，但后来却演变了意气之争，党同伐异、喜同恶异，完全丧失了是非观。
   在复杂党争中，苏轼的政治活动、日常生活及思想心态受到直接影响，并由此，也使苏轼诗歌内容风格发生了重大偏移。清人王文浩把苏轼一生创作分为八期：《南行集》和签判凤翔、熙宁还朝、倅杭守密、入徐州湖州、谪黄州、元祐召还、谪惠、渡海共八个时期。他还指出谪黄、谪惠为两大变，渡海后则“全入化境，其意愈隐，不可穷也。”“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其退隐的内在要求自然格外强烈。苏轼是一个乐天派，达观知命，然又是一个悲观派。笔者相信，苏轼的世界观始终是矛盾的。苏贬谪之时，力求退隐，以恬然自安的态度对待人生悲欢，如作于黄州时期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而一旦被朝廷“放归”却又想到功业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可见词人仍在出入之间徘徊。其所谓物与我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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