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由党争与苏诗接受关系看“宋型文化”

   前哲时贤对“宋型文化”多有赞美。严复致熊纯如的信中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15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思想史等，……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16“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文章亦臻上乘。”17“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18邓广铭先生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9在众多学者赞美之下的宋型文化，何以在开国后不久，便深陷于内忧外患，无法摆脱积贫积弱的窘境呢？一种文化，如果真的如此完美，那么，在现实中，也必然会带来切实的安宁幸福。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然会表现出来。没有现实依据的完美文化，只能是乌托邦。实际上，党争体现出来的党同伐异、喜同恶异的心态正反映了宋型文化的弱点。不仅宋型文化如此，中华文化也有着它固有的劣根性。我们今天来讨论一种文化的劣根性，不在于数典忘祖，恰恰在于发展中华文化。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无疑是优秀的，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启示意义。这一点，在几千年的文化之流中，也由时间给出了最有力的证明。
   如上所述，两宋国内政治斗争的主要形态是党争，党争贯穿了两宋间重大政治事件，也深刻影响了文人的生活方式与心态，深刻影响了文学本身。这种党争政治对文学的直接影响，妨害了文学的自由生命力，往往是负面的。当然，政治形态也曲折激发了文学形态的发展。这实际是政治与文学之间多场态的复合反应。在政治高压下，文学也会被激发出自身的反抗力，有时反而开出了灿烂花朵。但这已经属于文学本身生命力，源于人之心灵的问题了。在这种状态下被激发出来的文学之花，固然同样璀璨，却不能视为政治的功劳。在这里，政治扮演的确实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虽然前哲对宋型文化多有赞美，但实际上，党争却暴露出宋人，以至很多中国人典型的心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沈松勤先生《北宋文人与党争》论及此问题时写道：“由此观之，‘造极’、‘空前’之说，似难成立。不过，宋代文化确有其自身特征。不仅是其学术、文学等多个文化层面，包括其影响文化的政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宋代士人也是整个中国封建士人中的典型代表，在他们身上，既典型地体现了华夏文化的精华，也典型地体现了华夏文化的劣根性。”
   号称文官政治的宋代，文祸也至为激烈。崇文的同时也在以一种极端的手法抑文。在台谏推治“乌台诗案”期间，张方平曾上疏营救苏轼：“自夫子删《诗》，取诸讽刺，以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诗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当世之事，语出谤黩不恭，亦未见收而下狱也。”换言之，随着苏诗被勘和苏轼被贬，儒家诗学在儒家文化主导整个人文世界的背景下，再次遭到了践踏。绍述时期崇宁新党则以“荆公新学”为思想武器，全面禁毁包括司马光朔学、二苏蜀学和二程洛学在内的整个“元祐学术”。南渡后又因高宗“最爱元祐”，而禁“荆公新学”，从相互排击发展到了相互践踏、相互毁灭，期间文字狱不一而足。苏轼诗歌属于元祐学术，则不管其是否正确高明，一概斥为洪水猛兽。尽管清者自清，但苏轼诗歌在两宋的接受状况为党争所左右而颠簸于波峰浪谷间，难道不能给后人以深刻启示吗？两宋间苏轼诗歌接受状况，难道不是对宋型文化的一个反讽吗？
   清人王夫之论及宋人时说：“宋人骑两头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多作影子语，巧相弹射，然以此受祸者不少。既示人以可疑之端，则虽无所诽诮，亦可加以罗织。观苏子瞻乌台诗案，其远谪穷荒，诚自取之矣。而抑不能昂首舒吭以一鸣，三木加身，则曰‘圣主如天万物春’，可耻孰甚焉!近人多效此者，不知轻薄圆头恶习，君子所不屑久矣。”21王氏一语中的，深中宋人要害。宋型文化文官政治色彩浓厚，当然有其进步的一面，或正因为此，前人才多有褒扬。但宋型文化历程也凸显了其消极的一面。苏轼诗歌接受过程在这样看似平缓实则暗流汹涌的政坛漩涡中，有着如此一波三折的经历，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