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党争与苏轼诗歌接受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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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党争与苏轼诗歌接受初探

无尽藏也，不过是其力求解脱通达的证明。故在其诗中，也有如此内容。苏轼于元丰二年四月到达湖州，七月二十八日突然被捕，罪证是一些针砭时政的诗文。苏轼在狱中遭受屈辱折磨，感到难免一死，曾写诗同弟弟诀别，有“四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之句，至为凄绝。在岭南时段，苏轼虽然生性旷达，可在此沉重打击下心态也受到重大影响，畏祸全身心理时时显露。又如东坡爱书画，亦常有诗书赠友朋。但在贬谪之后，不敢轻为诗赠人。李之仪曾说：“东坡岭外归，所作字多他人诗文，似是有所避就然也。”
   张毅认为：“贬谪黄州，是苏东坡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可以此为界，将其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的前期创作以儒家思想为主”，“到了后期，尽管他还以儒家的忠义思想自励，胸存浩然正气，但已渗入了大量的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外儒内道，以求身处逆境时的精神解脱。”冷成金《对传统士大夫人格的超越：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与实践》则认为：苏轼在黄州时期，“将佛、道思想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显扬自我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当然，苏轼有着儒家的执著爱民，也有着释道的虚幻空无作为解脱之道。这一点上苏辙、黄、秦，均有所不如，此从略。
   苏轼的人际关系自然也深受党争影响。由于政见不同，进而导致私交厚薄，在党争的漩涡中，文人士大夫大多有着党同伐异的一面，有着政治上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同或曰归宿。宋黄震《古今纪要》卷十九划分元祐党派云：“洛党：程颐、朱光庭、贾易。川党：苏轼、吕陶。朔党：刘挚、王岩叟、刘安世、韩川、朱光庭、王觌、贾易”等等。《宋史》等皆沿袭其说。《宋史全文讲议》则云：“自古朋党多矣，未有若元祐之党为难辨也。”简单化的划分当然不尽合理，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朝廷内外朋党纷争的面貌。根据不同党派关系，士大夫与苏轼人际关系亲疏不同，也直接影响到苏轼诗歌接受状况。以下略举几例说明。
   王安石。王安石自然是改革派中坚，而苏轼观点为温和的保守派。但苏轼、王安石二人虽然政治观点不同，彼此私交却不错，在诗文方面，两人惺惺相惜，有着很深的友情。王苏二人也多有唱和，王诗作有《和子瞻同王胜之游蒋山》《读眉山集次韵雪诗五首》《读眉山集爱其雪诗能用韵复次韵一首》，书信有《回苏子瞻简》等。而苏则有诗和王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孔文仲。文仲字经父，临江新喻人。孔文仲与苏轼早年因政见相同，交往密切。熙宁年间，苏轼通判杭州，孔文仲时为台州推官，特意过江看望苏轼。元丰年间，来往更多，友情甚笃。孔文仲卒，“苏轼抚其柩曰：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求劲直如吾经父者，今无有矣”。24孔文仲攻洛党程颐奏疏，言辞最为激烈，这与他同苏轼的友情有关。
   贾易。易字明叔，无为人。元丰二年五月转为右司谏，连上五状攻击吕陶，语涉苏轼，此后矛头转向苏。诬陷攻击苏轼最多最力的就是贾易，欲置苏于死地而后快。
   章惇。章与苏曾是同学好友，却因党争而交恶。元丰末年，新党头面人物章惇罢门下侍郎而入主枢密院。绍圣初章惇以宰相(资政殿学士)召。其复起之际，便以“君子”自居，疯狂打击元祐党人，史称“元祐党祸”。苏轼也不能幸免，被贬惠州。
   至于苏门中人，则始终与苏轼站在一起，这里既有师友之谊，诗文同趣，也有政治立场及利益的一致。黄庭坚在《与王周彦书》中曾讲述了秦观、张末同自己论诗、学诗的转变过程：“往在元祐初，始与秦少游、张文潜论诗，二公初不谓然，久之，东坡先生以为一代之诗，当推鲁直，而二公遂舍其旧而图新。方其改辕易辙，如枯弦敝轸，虽成声而疏涧跌宕，不满人耳;少焉，遂使师旷忘味，钟期改容也。”刘攽也是苏轼好友，在苏轼贬官遭难之时，也一再对苏轼予以支持，如其诗《寄杭州通判苏子瞻、海州使君孙巨源》《寄齐州李学士，并呈苏密州》等。
   党争极大地影响了苏轼的日常生活、政治地位和人际关系，进而深刻地与党争的历程相应，苏诗的评价与传播也可看出一个波浪式起伏的线索。
   党争直接影响了对诗文的评价。苏轼属蜀党，与程颐为首的洛党观点大相径庭。程学多重诗教，讲求“存天理，灭人欲”，对苏轼诗词情韵抑扬、摇曳多姿、不拘一格之态多有不满。于是以思想内核迥异导致文学趣味不同。属于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杨时评苏诗云：“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如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曾枣庄说：“北宋理学都主张兴天理，灭人欲，三苏父子却以人情论解释六经，指责王安石、程颐不近人情，可见三苏父子的哲学思想也许才是北宋理学的真正对立面。”从文学的角度看，洛学当然完全不能与苏黄相提并论。但在当时党争激烈环境中，洛学观点对苏轼诗歌传播接受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苏轼好议论的风格对其作品接受的影响也不可忽视。黄庭坚云：“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这里既有着对师友的关心，也有着对文章风格观点不同的因素。
   与新旧两党在政治上的地位变化相应，苏轼诗歌接受也可看出明显的变化。
其一，熙丰时期。这一段正处于新旧矛盾日益积累时期，但以文字排击敌党的极端做法尚未大显其道，故苏轼此时为文坛宗主，苏诗也得到基本肯定，对当时一大批文学家，尤其是苏门中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通过苏门中人影响了北宋诗风。
其二，元祐更化时期。此一期，由党争而起的君子小人之辨开始严格区别君子小人。元祐四年，范纯仁进《上哲宗论不宜分辨党人有伤仁化疏》云：“窃以为朋党之起，盖因趋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既恶其异我，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以至真伪莫知，贤愚倒置，国家之患，何莫由斯！”《资治通鉴》卷二四五记唐大和八年文宗每叹“去河北贼易，去此间朋党难”时，以“臣光曰”的形式发论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同时，宋人政治、学术和文学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主体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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