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苏轼被从宽处理，发往黄州任团练副使，空挂一个官名，实际就是个流放犯。

　　三次流放 一蓑烟雨任平生

　　元祐元年，苏轼再次回到朝廷，此时已是司马光执政。苏轼发现保守派和变法派之间的斗争已经由单纯的政见之争沦为党争，一些保守派人“亲不亲，线上分”的矫枉过正的做法让他很看不惯。并且经过多年在地方上的亲身体验，苏轼觉得新法也并非一无可取，他开始和新党的领袖人物章惇、蔡确等人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

　　对于苏轼的这种旗帜不鲜明的政治态度，新旧两党都抱持着猜忌和不满。其实对于苏轼，一切都很简单，他看似左右骑墙，其实无党无私，心怀天下。如此而已。

　　然而在“抱团”成性、党同伐异的官场，想真正做到无党无私，谈何容易？于是苏轼再次请求外放，并先后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做过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的知州，所到之处，致力于地方性的赈济救荒，建立病坊（提供免费医疗的地方），兴修水利，整顿军纪。

　　元祐八年，新党重新执政，苏轼又被打入了旧党一派，被一贬再贬，终于在绍圣四年被从惠州贬到儋州（海南岛）。一直到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才将苏轼赦免，却不幸病逝于回朝的途中。

　　苏轼在儋州待了三年多，和惠州的那三年比较起来，生活更加艰苦固不必说，精神上的孤寂尤为其甚。正如他词中所写的那样：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三地的流放总共耗去了十二年岁月，竟成了他唯一可以称道的事情。多么沉痛的反讽！
　　放达洒脱 千古大家绝千古

　　六十六岁这道槛，苏轼终究没有跨过去，一代才子的千秋家国梦最终黯然落幕。构成这出悲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天才和庸众之间那种永远无法回避的矛盾，小人的嫉妒以及由此引发的构陷一直常伴在他左右；也有他自己性格上的一些弱点，每每激化了他与皇帝及大臣之间的关系。然而悲剧的主导因素却在于他终究是个文人。

　　在贬谪黄州期间，苏轼写过一首著名的词——《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他把自己的悲剧命运的根源归结到灵魂和肉体的冲突。这也正是千百年来，无数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的知识分子的迷思。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既想要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又想依靠体制的保护。

　　悲剧之为悲剧，盖因理想和现实是鲜有兼容的。苏轼也不例外，以至于在官场显得那样“不合时宜”，以其之才却无其功。

　　不过，历史长河不会因为苏轼无皋陶之功而掩盖他的光辉。

　　他才华横溢，开创了豪放一派，屈子之浩然，陶翁之淡远，太白之超迈，杜叟之沉郁，纳之笔端；他深厚广博，“三苏”位列“唐宋八大家” ，独步天下。不仅仅是这些，苏轼还擅书画，通音律，知稼穑，精品茗，谙歧黄之术，于天文、河治乃至烹调、酿造无不通晓。

　　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达到苏轼的高度就足以让人仰视了，然而苏轼却“诗、词、文、书、画”五绝天下，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做飘然的智者笑对蜗角虚名，做世外的高人斜睨人生沉浮。

　　同样是面对风雨，谢灵运选择了山水间消磨生命，陶渊明选择了世外桃源独善其身，而苏轼没有逃。在被贬黄州后，苏轼在一片名为“东坡”的田地里务农，并且开始使用东坡居士的名号，从此苏东坡三个字辉耀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光芒四射，千年不减。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轼曾经自己这样说过。这等庙堂江湖任逍遥的放达洒脱！这样的人，纵观千古，也只有苏轼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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