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飞龙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言尔。”子厚曰：“之唾，亦可食乎！”

    这段传闻出自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之口，当然可靠。

    章惇是苏轼签判凤翔时结交的朋友，当时任商州令，他性格狂放，胆大敢为，而又志向高远，很投合东坡的脾胃，两人有过一段同游同饮的好日子。元祐年间，东坡知贡举，阴错阳差的，取了章的儿子章援为第一名，这样，他和章家又多了一层关系。

    但谁也想不到，苏轼的后半生，章惇竟然成了他的噩梦。

    这原因，说起来也简单，因为章属于王安石变法派的骨干，苏轼则被归为元祐党人。

    政治斗争没有不残酷的，即使是在文质彬彬的北宋。章惇在政坛几起几落，知道其中的利害，所以一朝得势，整起人来也是不要命的。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要说在政见上积怨之深，章哪里比得上王安石？可是王、苏虽系政敌，彼此却都能欣赏对方的才华，而且不因政见影响这种惺惺相惜的关系。我每读到苏轼到金陵访荆公，诗歌唱和，心里总是觉得感动。苏轼和王安石：“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由于才气的关系，苏、王相知，似乎比苏与同党的司马光等还更深。

    章惇心高气傲，不甘为人下，遇到东坡，算是撞上了他“五百年前的孽冤”。论才学，苏轼远超同侪，其他人想一较高低，几乎不可能。整苏轼的人中，出于嫉妒的不在少数。林希也算苏的老朋友了，起草贬谪苏轼的制词，极诋毁之能事，搁笔时不禁哀叹，“坏了一生名节”！可见事理是明白的，但控制不住往人身上狠狠踩一脚的欲望。

    宋人笔记中的两则轶事，最能显示章的性格：

    苏、章游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用索系数，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高斋漫录》)。

    另一次，二人小饮山寺，闻报有虎，借酒劲“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外，马惊不敢前”。苏轼转回，子厚取铜锣在石头上碰响，“虎即惊窜”(《耆旧续闻》)。
  这样的故事，安在李白身上也很说得过去。苏轼能看出子厚内心那股破落户的不要命的狠劲，眼光是很深的。然而这种狠劲，我们很难说好说坏，用到战场上，可以造就一个英雄；一辈子不得其用，布衣终身，可以成为狂狷之士；倘若有些才华，也许就是一个小李白，或后世的龚自珍。可惜他的宝最终押在了政治斗争中，而且是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方式上，内心的狂傲逐渐转化为暴戾和凶狠，原先的一点情调荡然无存。睥睨一切，在年轻时，在地位低下时，是自尊的外延，这种人等闲不会做出胁肩谄笑的姿态，而时移世变，当年的小吏摇身一变为握人生死于掌上的权相，自尊恶化为自大和专横，也就顺理成章了。

    且看他同党的蔡约之在《铁围山丛谈》中的说法：章“性豪迈，颇傲物，在相位数以道服接宾客，自八座以下，多不平之”。

    《老学庵笔记》也有一则：林自为太学博士，上章相子厚启云：“伏惟门下相公，有猷有为，无相无作。”子厚在漏舍，因与执政语及，大骂曰：“遮汉乱道如此！”蔡元度曰：“无相无作，虽出佛书，然荆公《字说》尝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复大骂曰：“荆公亦不曾奉敕乱道，况林自乎！”坐皆默然。

    对于变法派，王安石的地位相当于教父，这帮人都是王当年一手提拔的。王已不在，章惇用这种口气说话，不仅是狂傲，整个儿是一小人嘴脸。

    子厚对自己的书法相当自负，自谓“墨禅”(《梦溪笔谈·补谈》)。有记载说他日临兰亭一本，东坡不以为然，说“临摹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

    苏、章交恶的具体事由，一直找不到资料，或说子厚出生时，父母不想要他，把他放在水盆里溺死，被人救止，苏轼赠诗，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尤爱水云乡”之句，子厚认为这是嘲讽自己，很不高兴。

    说苏、章交恶，其实只是章打击迫害苏，苏轼则一直当子厚为朋友。

    朋友变成的敌人，因为相知甚深，关注得格外细腻，整治起来自然整治得格外有“雅趣”。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苏子瞻谪儋州，以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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