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6年，苏氏父子三人经由成都北上、西出剑门，走的便是陆路。几百年前，这条路的艰险被另一位走出四川的天才诗人这样描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路上山高回日，深渊万仞，古木藤蔓遮天蔽日，不但黄鹤飞不过去，猿猴也没法攀援……其实走水路，要经过举世闻名的三峡，其艰难程度一点也不逊色。
四川之地本身的地理特征，也形成蜀中相对独立的文化风貌。对此，王水照先生《苏轼评传》中写道：“五代前蜀、后蜀统治期间，蜀中人士率洁身自好，隐遁野处，不奉迎割据政权；而当《花间》词风盛行于后蜀的宫廷内外，直至宋真宗时代西昆体诗文风行之时，蜀中野处的文士依然坚持着古老的传统，‘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这自是很可贵的风气。”
此时，遥远的京师正在发生着一件大事——“庆历新政”。在宋初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努力下，力排靡丽空洞的西昆之气，一种新的风尚正在逐渐形成。它“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而这恰恰是与苏洵的学识、文章、性气相符合的。”（《苏轼评传》）于是，这就不难想像苏氏父子名动京师的景象了。
此次进京赶考，眉山三苏声名鹊起，但母亲突然在家乡去世，父子三人急忙赶回故乡奔丧。按照朝廷律令，苏东坡和弟弟须为亡母居丧守礼两年零三月，在此期间，他和妻子王弗过着寻幽青山、读书绿水的生活。
此后，1066年4月，苏东坡还回过一次四川，他的父亲去世了，于是他和弟弟辞去官职全身缟素护送灵柩回乡。这次苏东坡在峨眉山外的故里再次服孝两年零三个月，他在父母的墓旁盖了一座小庙，种了三千棵松树。服孝期满后不久，苏氏兄弟北上剑门从陆路返回汴梁，从此再没有回过故里。
黄州突围
元丰二年（1079年），声名显赫、又屡屡指摘新政弊端的苏轼，终于让那些借新法谋己利的当权者无法忍受了。于是当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御使舒亶、何正臣等弹劾苏轼诗语讥讽朝廷，神宗随即下令将苏轼下御史台审理。7月28日，刚刚上任知州不久的苏轼就被逮捕系往京城去了，时人这样形容当日的情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12月底，“乌台诗案”结案，苏轼被贬到黄州。出狱后，他被人押着，远离了家眷，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长江边上的一个荒凉的小镇，临时寓居在一座残破的寺庙定慧院内。每日三餐，随僧人一同吃一些粗淡饭菜，“惊魂未定，心境孤寂”。白天的时候，苏轼多数会闭着房门，很少见客，偶尔做一些打扫的差事。到了晚上，每每从梦中惊醒的时候，他辄乘着月光，逍遥散步在江边、竹林或海棠树下。
如果说20年前雪泥鸿爪的比喻，是认为身世飘渺不定，人生“皆为偶值，无处可以长守”， 苏轼深深感到身随朝廷差遣而不能自主、不能安定的通苦。那么，这里孤怀寂寞、不被理解、而又“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虽然依旧没有找到栖息的场所，但却多了几分主体的意识，毕竟开始自己主动地寻找栖息的场所了。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进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首先“由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开始像当地的百姓一样亲自耕田。由于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的东边，因而取名“东坡”，他也由此自号“东坡居士”。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反映在写作上，他之前的尖锐、紧张与愤怒，全都消失了，“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苏东坡传》说：“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此种醇甜的诙谐美。”
在这人生的低谷时期，他常常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境界大进。他在一个春水共长天一色的山坡上修筑了著名的雪堂，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作品。一天，他给友人写信说：“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也。何必回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他不必害乡愁之苦了，因为故乡已被他化入到本性之中。
从此，在大地上吟啸徐行的东坡居士，便成了苏轼最广为人知的形象。它也标志着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正因此，《苏轼评传》说：“在后世中国文化人的心灵世界里，无不有一个苏东坡在。即此而言，苏轼的意义可以与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的铸造者孔子和庄子相匹敌，而且，由于苏轼的出现，才基本完成了民族文化性格的铸造：用更超拔的人生领悟，将孔、庄两种人生态度统一于一种人生模式。毫无疑问，苏轼的人生模式是体现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最典型之模式。”
天涯归来
在黄州四年后，苏轼又离开了。此后十几年，宦途上依旧是波诡云谲，不管是高居庙堂，还是外任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