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秀山水很容易使得年轻的苏轼陶冶出诗意的情操，而父亲也开始亲自教诲两个儿子，此外，苏家本有家学渊源。根据其家后来所修的族谱，眉山苏氏的始祖乃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苏味道，而与其并名的另一位诗人杜审言则是后来诗圣杜甫的祖父。唐之后，中原动乱，蜀中相对安定，大姓家族仍保持了士族旧习，虽政治特权不再，“但文化上的优越性、经术传家的传统以及在民间的影响力，还不衰息。”

　　随着两兄弟年龄的不断增长，苏轼、苏辙也日益展现出卓异不凡的才学天分。于是，嘉■元年（1056年），苏洵带上苏轼、苏辙两个儿子，拿着朋友张方平写给韩琦、欧阳修等人的介绍信，就上京赶考去了。

　　佛老情缘

　　如果说雄奇灵秀的山水赋予了苏轼诗人的性灵，那么古代四川浓郁的宗教气息则在另外一些方面影响到这个眉州人的气质。蜀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她成为各种宗教扎根繁盛的理想之地，正如晋代葛洪《神仙传》中所言：张陵“闻蜀民朴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将弟子入蜀于鹤鸣山隐居。……依法修炼。”川人李白也曾在诗中感叹：“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

　　与中原文化重礼、荆楚文化重巫不同，巴人重鬼，而古蜀则是重仙。“仙国”正是古蜀的特色“魂为心灵，魄为体灵”，蜀人对灵魂的思考开始得很早，但它不是悲观、厌世的，而是乐观、幻化而浪漫的。在蜀人早期的浪漫想象里，蚕丛鱼凫的传说，望帝魂化杜鹃的梦幻都反映出这种“仙国”色彩。因而在汉代，道教在形式上最早从四川发源；唐代，四川的道士更是因“能以精诚致魂魄”而天下闻名。

　　在苏轼的家乡，佛家的影响也同样显著。在离眉山不远处，便是佛教圣地峨眉山，及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乐山大佛，可见当地敬佛之盛。而佛学界素有“言禅者不可不知蜀”的说法，又可见四川佛教水平之高。

　　这样的环境，使得苏轼从小便跟佛老结下了情缘。时人惠洪《冷斋夜话》引了苏轼一句话讲：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曾梦到一个身体颀长且一只眼睛失明的僧人，前来投宿，于是第二天便产下了苏轼。

　　如果说用这样的记载来解释苏轼的佛缘不免有些夸诞的话，那么苏轼从小与道家的接触则是具体实在的。苏轼八岁的时候入小学，便是在天庆观跟随张易简道士学习三年，在道观内跟随一个道士完成童子业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当年同学中，还有一位叫陈太初的道童，常与苏轼一起讨论周易，后来学成得道，在元祐末年尸解飞升了。

　　后来，大概不能学习做诗的缘故，苏轼离开了天庆观。十三岁时，兄弟两人便跟着父亲学起了圣人经济的文章，终没有进一步被仙山佛国所诱惑。但我们知道，几十年后，苏轼被贬黄州时，正是借以佛老思想才实现了自我生命的一次超越，也使得儒、释、道第一次如此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当我们考察中国文化史上这一成就时，除了宋代文化的成熟，它的实现是不是也应该与苏轼很小就已被古蜀的佛道气息所启蒙出的慧根有关呢？

　北出剑阁

　　第一次出川的时候，苏轼还未满20周岁，而苏辙也仅仅是个18岁的少年。但父亲似乎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两兄弟出川进京以“骋其逸力”了，这固然与二人年纪轻轻就展示出天才的禀赋有关。另一方面，熟知蜀地风物的苏洵，也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虽然“天下之地，险固沃美无如蜀者”，但安逸的环境又极易使得“人性骄侈”、“嗜利而好荡”。父亲也不愿让那紧紧包裹着巴蜀大地的崇山峻岭再禁锢儿子们的前程了。

　　出川的道路自古都是凶险的。从蜀中到京城的道路，有两条：一条陆路，一条水路。陆路北上出汉中，穿越秦岭的一些山谷，到达汉中，然后东折；水路即沿长江出三峡，到荆州一带后换陆路北上。

　　1056年，苏氏父子三人经由成都北上、西出剑门，走的便是陆路。几百年前，这条路的艰险被另一位走出四川的天才诗人这样描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路上山高回日，深渊万仞，古木藤蔓遮天蔽日，不但黄鹤飞不过去，猿猴也没法攀援……其实走水路，要经过举世闻名的三峡，其艰难程度一点也不逊色。

　　四川之地本身的地理特征，也形成蜀中相对独立的文化风貌。对此，王水照先生《苏轼评传》中写道：“五代前蜀、后蜀统治期间，蜀中人士率洁身自好，隐遁野处，不奉迎割据政权；而当《花间》词风盛行于后蜀的宫廷内外，直至宋真宗时代西昆体诗文风行之时，蜀中野处的文士依然坚持着古老的传统，‘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这自是很可贵的风气。”

　　此时，遥远的京师正在发生着一件大事——“庆历新政”。在宋初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努力下，力排靡丽空洞的西昆之气，一种新的风尚正在逐渐形成。它“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而这恰恰是与苏洵的学识、文章、性气相符合的。”（《苏轼评传》）于是，这就不难想像苏氏父子名动京师的景象了。

　　此次进京赶考，眉山三苏声名鹊起，但母亲突然在家乡去世，父子三人急忙赶回故乡奔丧。按照朝廷律令，苏东坡和弟弟须为亡母居丧守礼两年零三月，在此期间，他和妻子王弗过着寻幽青山、读书绿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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