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往事——文海钩沉

作者：从维熙

　　我生在北国，与上海相距千里之遥。从地域文化上寻根，找不到什么类同之处；可是从我的生命依存以及文学旅痕去回眸，却梳理出与上海有着“剪不断”的文化渊源。
　　今年冬日，因为要从书橱里淘汰出一批书籍，小阿姨帮我清理书橱的时候，从书堆里翻出几本封面已然发黄的旧书，她认为这是需要淘汰的处理品，便信手将其扔在纸箱中。多亏我检查了一下即将送往收购站装满五个纸箱的旧书，不然的话我会遗憾终生。因为她把我三本处女作，也当成文化垃圾装于纸箱之内。我立刻将其取出，擦净封面的浮土，重新放回到书架上去。她颇为不解地问我：“书页上都有虫子屎了，留它还有用吗？”我没有回答她的质询，因为其中有她无法听懂的历史———它是我半个世纪前的五十年代，我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短篇小说和散文集———其中的散文集，是我的处女作《七月雨》。也许是这几本书，差一点就变成废纸之故吧，萌发了我对上海悠长的思念。
　　记得，那是1954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刘金先生与另外两个编辑（其中有一位姓翟），走进我北京的住舍，与我签订了处女作《七月雨》的出版合同。之后，我的长篇和短篇集，也是经刘金先生的手，分别在1956和1957年之前出现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之后，由于1957年的反右，我生命中留下了20多年的文学空白，因而那三本上个世纪印刷于上海的书籍，是我青年时的文学履痕，因而格外珍惜。这里，除去文学的情缘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这三本书我总共获得8000多元的稿酬，在当时这是个天文数字（刘绍棠当时用2400元，在中南海一侧购置了一所独门独户的三合院，院内有五棵大枣树），当我后来身陷囹圄为囚后，家中抛下的老母和幼子，在二十年沧桑岁月中，这一老一小不能喝西北风活着；支撑他们活下来的支柱，主要是靠这笔数目可观的稿费。因而，当我复出文坛到上海时，虽然没能见到当年的刘金先生，我还是向当年新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表达了我的文学谢意和赖以生存的生命谢意。
　　另一件事，对我说来也是刻骨铭心。上个世纪的1977年，我还没有获得解放、属于“另册”公民的时候，出于对几年在劳改矿山挖煤生活的感悟，我伏案于山西临汾一间窑洞里的小桌上，写了一篇题为《女瓦斯员》的短篇，没经任何考虑地寄往《上海文学》。我在小说的附信中，道明了我当时“鬼非鬼人非人”的政治身份。当时我既不知刊物的主编是张三还是李四，也不知编辑部的确切地址，因而不存在发表出的奢望，只是发泄一下心中炽热的创作欲望而已。真是鬼使神差，在信皮上只写下“上海———上海文学编辑部”几个字的邮件，居然邮寄到了编辑部。不久，我接到当时《上海文学》赵自先生的一封复信，除了言明“小说即将发表”之外，他在信中还同时代表唐铁海对我始自1957年的驿路风尘，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记得，接到这封复信时，我百感交集，早已枯干了的泪腺，居然有几滴泪水夺眶而出。1957———1978，二十年光阴流逝过去了，原本就十分陌生的同时代人（只是在1956年，在全国第一次青创会上见过面），居然还能记起有我这片随风而去的落叶，让人感到当时的社会虽然冰冻三尺，但春水仍然在冰层下流。
　　这篇东西问世于上海的时候，比《收获》发表我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要早上一年的光景，在以阶级区分敌我的年代，上海的人文情怀让我一直记忆至今。面对过去，我曾自问过自己：尽管那时百花凋零，北京也有那么少许几家刊物，还在苟延残喘地活着，我为什么舍故土，而把文稿掷向上海呢，我梳理不出个头绪来，大概是故土留有我伤痛太多之故吧！记得，1957年北京的一本文学刊物上，一位大师级作家批判我时使用的词汇，令我毛骨悚然：“从维熙的反动小说意在煽动农民反对农业合作化……”因而，我的精神本能支使我，把小说寄往了上海。当我由鬼还原成人后的1980年，应上影之邀去写剧本时，我特意到赵自先生家里看望，并带上了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和一瓶茅台酒。历经苦难磨砺的人，更知人世间一个“情”字的分量。记得，那天在赵自先生家中聊天聊得忘记了时间，又因我多喝了几杯酒，因而下午赵自带我去探望长者吴强时，神态有些迷糊，吴强以为我病了，要带我去医院看看———成为我留在上海滩的一个笑柄，其实这都是人间情感使然。
　　当然，《收获》编辑部，在那个年代敢于发表《大墙下的红玉兰》，则更是我文学死而复生的一个标界，我曾有过如是的感悟：“如果我投胎错了，把它寄给别的刊物，很有可能延缓我文学再生的时间。一年、两年……甚至多休眠几年，都是有可能的。在那乍暖还寒的日子里，中国的事情很难测算，常常是刊物主编的人文良心，决定着作家的命运。”这是我写在1979年的日记，事隔多年那日记的纸页虽然变黄，但我对巴老的尊敬之情，依然闪亮如初。因而，在巴老百岁华诞之际，我写了长长的祝贺文字，以示对“世纪良心”的敬意。
　　终生难忘的上海情愫之中，还有我难以忘却的一页。当《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问世后，在千余封读者来信中，有一封寄自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来信，写信者是该医院的一名从事于X光射线的军医。她在信中说，读了我的小说，像对我进行了一次心、胸透视一样，知道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和心脏功能良好，没有被血腥文革挤压得变成畸形。她说她读了小说，彻夜未眠之后，清晨提笔写这封长信。她在信中让我难忘的几句话，至今激励着我在文苑苦耕。她说：“但愿中国历史再没有反复，如果有的话，你再次身陷囹圄之时，就是一个军医变成民间‘郎中’之日，到时我将去监狱探视你。这是我读过小说后，一个军医的心誓……”由于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我驻足上海的时日，特意到城郊的第二军医大学医院，回访了这位身着橄榄绿的军医，并与她一起到文艺出版社王肇岐家里，与上海文化界的朋友欢聚畅饮。记得，当初出版我处女作的刘金先生，似乎没能找到，后来成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的江曾培先生，倒是来了———那是25年前，我难以忘怀的一段封尘往事。
　　整理书斋，由于几本处女作的失而复得，让我记起了上海以及上海的友人；与此同时，我还记起上海街道上成行的梧桐。在我的认知里，梧桐比性喜追风的杨柳，生命内核要显得端庄和凝重。这就是我整理书斋时，文海钩沉的人生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