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黄河牛
作者：从维熙
暮春时日，回访我曾滞留九年的山西的劳改农场。场长问我：“你见过黄河，但是你见过黄河牛吗？”
我说：“见过。咱们农场不也有吗？”
“你说的是耕牛，我说的是铁牛。”他说，“它是从黄河故道挖出来的。”
我还想说什么，他已经派了一辆吉普车过来，对司机说：“过去，他是咱们场的劳改犯；今天，他是回访的‘娘家人’。你拉他去蒲州，看看出土的国宝黄河牛。”
其实，我对蒲州非常熟悉。在五更寒天、东方欲晓的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我浪迹到了永济伍姓湖劳改农场，它身旁就是黄河。为了寻找精神寄托，我在周日休息时，常常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风陵渡去看黄河。古老的蒲州，离风陵渡不远，我多次去过蒲州。
蒲州是远古圣君尧的故乡。这儿还是《西厢记》的萌生之地，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之巢，也搭在古老的蒲州，那儿留下一座高高的莺莺塔。当时，我站在黄河这边，向黄河之南眺望，因为对岸是陕西韩城；韩城是汉代文史学家司马迁的出生地。但我不知道，在这片黄土下面，还深埋着镇河之宝黄河铁牛———几个庞然大物，就出土于古老的蒲津渡旁边。
司机告诉我，考古工作者从古书上读到关于唐代蒲津桥的记载，古桥有铁牛、铁人。但是让沉睡地下近千年的黄河牛重见天日，却不是考古工作者———它的被发现和陕西兵马俑是被当地挖井农民发现一样，这四只黄河铁牛是被蒲州农民挖地时发现的。
我的兴致被这位司机的话激活了。待汽车到了蒲州，面对那铁牛、铁柱、铁人、铁锁，我顿时吃惊得目瞪口呆。四只铁牛通体发亮，像是抹着一层油蜡似的；那滾圆的身躯以及头、角、四蹄，被唐代工艺人打磨得熠熠生辉。我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唐代铸造工艺到了如此臻美无瑕的程度。铁牛身旁的四个铁人，从装束上可以看出分别是汉、蒙、维吾尔和藏人，这又是盛唐时代民族和睦疆域辽阔的一个佐证。当初这铁牛和铁人是镇河之宝，用以保护蒲津桥免受黄河洪水之灾。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重达几百吨的庞然大物，曾于上个世纪之尾，运到意大利和西欧巡展，一时间在西方引起轰动。古代中国绝顶的工艺制造，令人眼花缭乱；几个牵牛人身上，折射出盛唐时期的历史光焰。
事后，读史得知：这座蒲津桥建成于唐代开元年间，大桥落成之后，曾举行过庆典。唐太宗李世民，出长安亲临黄河西岸蒲津桥头，骑马过桥后还曾题诗一首。诗很长，笔者摘引四句，供读者想像当时大桥落成后的盛景：
“曲岸非千里，斜桥异七星。远近随影动，轻重应人行。”
对比盛唐众多诗仙诗圣，李世民之诗绝非好诗，但此诗至少记录下了唐太宗过蒲津渡索桥时的心绪和景观。后来的唐代文人墨客，如温庭筠、李商隐等都有关于此桥的诗作传世（一些读者可能误将其解读为描写蒲津渡了）。可惜的是，此桥建成五百多年后，元兵南进烧毁了这座大桥，便只剩下铁牛、铁人与铁锁、铁柱。
索桥虽然不在了，但后代文人不缺浪漫的怀旧者，元代剧作家王实甫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西厢记》中描写到张生从西安来普救寺、途经蒲津桥时想急见崔莺莺时，唱出一首“油葫芦”的曲牌，如梦如歌地再现蒲津桥当年盛景。其唱词是这么写的：
“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
到了清代，文字中干脆消失了对于蒲津桥的形影追忆，而只剩下对铁牛的记录了。清代文人周景柱描写：“牛之壮兮若天峙，角矫矫兮触苍兕，不奔不斗从尔友，万岁千秋常厮守。”但是同是清代的李云仙，已然是对这几只铁牛的悲吟：“唐代浮梁处，遗牛制尚新。一朝移河谷，千载困风尘。”想来，文人李云仙题诗时，黄河早已改道，独剩铁牛与黄沙为伍了。至于黄沙是何时吞没铁牛、铁柱、铁人的，可能是因为明代后期的一场大地震。当时，黄河堤坡被损，黄涛夺路而流时更改了河道，从此铁牛不再是镇河之神和护桥之宝。
这里要提及的是，这四只铁牛，铁人、铁柱，只是出土文物的一半。昔日陕西境内蒲津桥另外四只铁牛、铁人、铁柱、铁锁，因黄河改道，不长腿就跑到了山西境内来了。对于另一半国宝，蒲洲文物机构自称暂时还无能力挖掘（据说，陕西省根据这一半国宝昔日地处陕西，还在与山西争夺开掘权力），不管是归哪个省挖掘也好，总比让那些不会吼叫的国宝，沉睡在黄土之下要好—————因为盛唐年代的人文盛景，永远是激励国人创造辉煌的强大动力。如果再往深处开掘一点，那黄河牛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的化身，它的内在灵魂里深藏着的，是中华民族的坚韧和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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