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情缘
作者：从维熙
不久前，收到一个寄自江西省农村的快递邮包，我十分惊愕，因为江西没有我的亲友。打开包裹一看，是一块腌肘子。就在同一天，我去值班室去取报纸的时候，值班人员又递给我一个包裹，说是一个湖南女孩送来的，上楼找我不在，便把这包裹放在这儿了。我打开来看，是两条湖南特产的鱼干。
这两件事儿给我增添了不少的快意。因为这是来自遥远南方的情意，赠物人都属于弱势群体中的打工族。那个给我送咸鱼干的女孩，是我们楼下餐馆的服务员，想必是她节日探亲归来，给我带来的家乡特产。平日，我常到这个小餐馆独饮，随手带去的报纸和刊物，便顺手送给她了。因为她是湖南岳阳地区的高中生，为谋生到北京来打工的，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给她一些报刊让她能与文化相伴，聊以充实她枯燥而单调的生活而已。社会五颜六色，每天充满各种诱惑，对于一个来自农村的清纯女孩，好的书刊可以当成防腐剂，让她在奋斗中不至于自我迷失方向。仅此而已。我想：她送来的家乡特产，可能是对我的一种答谢吧？！
通过邮政快递送来腌肘子的打工者吴成丰，他在邮件附言中说，他无以答谢我对他的帮助，家里杀了一口肥猪，便邮来刚刚腌好的猪肘，让我尝尝新鲜。我觉得农村生活相当清苦，这么沉重的馈赠，怎么能接受呢？但是东西已经邮来了，给他退回去？无疑会伤害他的心；不退回去，吃那腌肘子时我和妻子将如何下咽？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妻子想出来一个办法，按着快递单据上的地址，给他家寄去200元钱。直到她办完了这桩事，我俩忐忑不安的心才算安顿了下来。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没过上几天，那200元钱又被寄了回来，吴成丰在汇款附言里写了这么几个字：老师，你们曾关心过我的冷暖，给过我精神上的火光，我家虽然很穷，但不能花你们的钱。我和妻子顿时愣住了。
说起来，我和他所以相识，缘起于他是装修队里一个油漆工，去年冬天曾在我家粉刷过我的书房。一个北风吼叫的日子，室外温度已然降到了零下十度，妻子看见小吴只穿着一件单衫，出入于楼内楼外搬运装修我家书房的涂料，冻得直流清鼻涕，便把我的一件羊毛背心送给了他并让他立刻穿在身上。记得，这个小吴当时挺惹我生气的。他说他不冷，死活不肯收下这件“雪中送炭”的暖身之物。为此，我对他发了脾气说：“你如不穿，就别干活了。我看你这个样子心里难受。”小吴大概不愿丢了这份工作，最后十分无奈地把毛背心穿在了身上。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我觉得这个小青年的自尊心有点出格，内心深处对社会似乎有某种仇视心理。于是，我主动找他聊天，想解开这个谜团。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他对我倾吐出来的东西，让我对打工族生活之艰辛，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小吴为谋生，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在广东、海南、上海打工期间，受过工头的蒙骗，遭遇过社会的白眼———特别让我为之情动的，他在广州打工期间，还被人打断过肋骨。最最让我想象不到的是，他还是个文学迷———当他从我的书橱里把我的著作与我的名字对上号时，便给我带来了厚厚两本他写的杂记，其中有古诗摘抄，有对当今诗词的针砭；有对为富不仁者的冷嘲，有对他童年生活的回忆……一句话，他是个有鲜明个性的青年。用文学的尺子去丈量，这些胡涂乱抹的文字，还远在文学的门坎之外，但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个血性青年。因而对他不接受我毛背心的馈赠，就找到了内在的根据。从这时起，我对这个打工者怜悯之心便油然而生。
我对他聊写作，对他谈人生。有一天，我特意到民工们同住的屋子里去看望他，并给他带去一些稿纸和几本书籍。书籍中有我初涉文学时的感悟《文学的梦》，有刚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龟碑》。在《文学的梦》的书籍扉页上，我特意把英国作家萨克雷在小说《名利场》中的几句人生经典送给了他。这几句人生经典是：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记得，小吴读了这几句话后，立刻对我说：“这对我太重要了，谢谢你从老师！”我说：“你别谢我，这位老师在英国，早入土一个多世纪了。因为我二十年劳改中，这几句人生格言，曾给过我生活的勇气，现在我转赠给你。”
我的书房装修完毕，他就回江西老家了，后来便有了腌猪肘子飞到我家的事儿。我自己曾叩问过自己的心灵：那么多从农村进入城巿的打工者，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行善行得过来吗？自审之后的心灵回声是：北京住着几百万打工者，悲情故事天天发生，不要说我一个文人，就是政府的民政部门，怕是都难以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信守的格言是：只要是让我碰上了，就不能装成一个色盲，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温暖。
仔细推敲起来，这种精神本能的形成，除了我出生在农村之外，更大的原因，可能与二十年底层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我经历过苦难，我知道苦难的沉重；我遭遇过社会的白眼，我知道白眼丰富的社会内涵。如果我来个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变成只会向上看天、而不会向下看地的“势利眼”，那就是精神的解体和灵魂的堕落。
记得，那是在十年前的1995年，家里进行过一次粗装修，九只来自湖北的“九头鸟”，一下子飞进了我的家。说起来，可能会让城巿人感到不解，我与他们有时同吃，晚上有时还挤在他们之中，与他们一块看电视直到更深。我这种十分随意的态度，反而使那些“九头鸟”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老不怕我们脏？很多涂料味道是很难闻的！”
“你老听湖北话，是很费劲的，为什么还爱听？”
“你老是不是在体验生活，准备拿我们做模特？”
“我们走了许多城巿，还没有见到过你老这样的人哪！”
对此，我只是笑笑，不作回答。因为讲起我的生活经历来，不仅劳神费心，而且会把自己带入从前，无论对于他们还是自我，都不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因而在一段时间之内，我在他们面前，是一个不解的谜团。当时正是夏末秋初，我让他们轮换着到我的住室里来洗澡，其中有的人病了，妻子还要尽医生的义务，为他们打针服药。我记忆中最难忘却的一天，是1995年的国庆节，那天我和这九只“九头鸟”一起喝酒，状若长者与晚辈共欢；之后我又与他们一起拍照，把洗印好的照片，分别送到他们每个人手中。事情到此还不算结束，我通过媒体将他们的照片发表在这些湖北娃的老家———黄冈地区的报纸上，让他们家乡父老，都能看到他们的娃儿在北京的生活情况。因而，当这几只“九头鸟”飞到别的城巿去打工的时候，有的给我来信，有的路过北京时，给我送来当地的土产。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要把打工者留下来，在对杯中享受与上层酒宴迥然不同的底层之乐。
但愿城巿中的文化人，都能关注打工族的生存状态。这不仅是社会和谐之所需，也是人类良知之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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