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迟桂花》时，他独自一人住在杭州西湖医院的睡明楼上，除了安心养病，没有多余的烦恼。创作力旺盛的那三天都是凉爽的雨天，而且他“早睡”、“睡得快适无比”，之前又经过数日的酝酿，原计划能写一万五六千的文章，结果写出了二万一千字。
  而写作《故都的秋》时，他拖家带口，从青岛济南，坐火车抵京。旅途劳累，行踪不定，再加上访友、应酬，怎能静下心来写东西？况且，1937年他在谈写作的经验时说，“平生的信条，第一是‘被催逼出来的文字，决不是好作品’。因之我自开始写作到如今，从没有写过一篇有自信的作品”。

    如此看来，《故都的秋》也是被催逼而生的“早产儿”之一了。我们且不说他对“早产儿”有无自信，只是他那篇堪与此文互文的《北平的四季》里，也提到《故都的秋》已“对这北平的秋季颂赞过一遍了，所以在这里不想再来重复”之后，似乎还不过瘾，又对北平近郊的秋色描绘赞美了一番，并且与《故都的秋》文“扬北抑南”的论调一致，称南方的秋不过是“小春天气而已”。据此，我们至少可以推度，《故都的秋》文中没有言及北平近郊的秋色，也是有一定原因在里面。

    现在，就让我们试着揭开这层层面纱。当时，王余杞在信中说他第二天要来“坐索”，所以郁达夫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拿出一篇文章来。这样他就不能神闲气定地酝酿构思，洋洋洒洒地长篇行文，而是要将思路和情绪凝聚在一点一线上。

    他来不及去描绘“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只是随手勾勒出几幅身边的图画：品茗观秋、金槐落蕊、寒蝉秋唱、处处秋枣……槐树、枣树、葡萄树，都属郁达夫北京寓居的庭院中所有，而秋蝉吟唱也是随时都能听到，因此都是信手拈来之物，不必远取。

    然而，一方面受自己意识的控制就地取材；另一方面，思绪又不自主地逃出意识的监督，幻化出一幅“闲叹秋雨”图。这是因为作家在进入实际的写作行为之后，不但要受到先在因素如文章体式、主体构思等制约，还会出现自由的非构思写作状态，根据相似规律将相近的审美意象自然流露于笔端。

    这幅“闲叹秋雨”图因为没有具体时空的限制，而是在两级之间徘徊，可远又可近，尤其是又符合文章“清”、“静”、“悲凉”的整体基调，所以骗过了意识的眼监督，蒙混过关。而这“清”、“静”、“悲凉”的基调也不是空穴来风。其中一部分原因，如前所述，是作者个人在故都的遭遇造成的，特别是爱子龙儿的夭折给他打击非常之大。

    秋夜里，风吹枣落的声音也会让他隐隐心痛，夜不成寐，就是因为这枣子落地的声音使他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和爱子一起摘枣子时的快乐，形成强烈的情感落差。但是，这悲痛之情已在散文《一个人在途中》中得到了宣泄，另外考虑到读者的期待，也不便再次过多流露，因此只是以文章基调的方式构入。

    另外，故都北平，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象征，悠久历史的乳汁将之浸润得“典丽堂皇”，然而在19世纪末卷起的历史风云中却越来越显得衰老颓败。1933年，日寇进犯到距北平仅五十多里的密云。后来，虽然妥协求和的国民党当局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议，但日寇仍在觊和威胁着整个华北及全中国，并且时常派飞机到北平上空窥探，形势岌岌可危。

    郁达夫虽然曾说自己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但他不是只顾自家的颓废者，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是时时心以系之。而今，眼看着祖国将要陷入自己曾经留学过的异邦之手，痛惜之情可想而知。过去和现今，小家与大国，两层感情的潮水浸过心灵的堤岸，留下的都是悲伤的印记。此情此景，与其痛惜，还不如趁此片刻安宁，再来品味一番故都的秋味、秋色、秋的意境与姿态。

    于是，在文章中，一幅幅北国秋景重复着“清、”“静”与“悲凉”，而与江南之秋的对比同样反衬着北国之秋的“清、”“静”与“悲凉”。然而，细细地读过之后，似乎还能感觉到作者意识里面瞬间的窃喜，这是因为他已经深深地陶醉于此，忘记了此身所系。但是，这虚假的安定很快便被现实的阴霾所遮蔽，最后不得不发出无奈的感喟。即使拿“寿命的三分之二”也留不住这故都的秋，只能凭空去追忆了。此文对他而言，也只能作为唱给故都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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