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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何时铸剑为犁》战争专题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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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首先展开进攻，吴越舰队则避开正面，绕到侧边。吴舰见攻击未果，就掉转舰首，逆风继续攻击。而吴越舰队巧妙地占据了有利的攻击阵位，于是顺风扬灰，趁“吴人不能开目”之机，迫近敌舰。同时又将沙子撒在自己的船上，将豆子撒在敌舰上，吴军踩住浸染了鲜血的豆子，站立不稳，纷纷摔倒，阵势大乱。吴越军抓住战机，纵火焚烧吴舰，吴军全军覆灭。
四、烟幕助战
烟幕在战争中起着重大作用，既能迷惑对方，又能保护自己免受攻击。远古传说“蚩尤能作大雾，军士昏迷”，这里的大雾即是人工烟幕。史籍中最早记载烟幕用于战斗，是在公元589年。隋朝大将贺若弼奉命伐陈，在陈都城郊外败退数次，死者无数。贺若弼灵机一动，“纵烟以自隐”，迷惑陈军。陈军以为隋军已败，回军向陈后主请赏，因而阵势大乱。隋军趁势反攻，转败为胜，最终生俘陈后主。
五、地道助战
我国古代的地道战起源于战国时期，到三国时期又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从公元198年到公元258年的60年间，使用地道战达9次之多。198年曹操被张绣和刘表联军围在安众，曹军“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这是将地道用于撤退。219年，关羽将曹仁围在樊城，援救曹仁的徐晃挖地道穿过关羽的营寨同曹仁取得了联系，这是将地道用于通讯。256年，邓艾在祁山谷口挖好地道，等蜀将姜维的部队在这里宿营后，突然向其发起攻击，蜀军大败，这是将地道用于设伏。
六、“木马计”
“木马计”本是古希腊传说中里应外合、袭破强敌的一个战术，希腊将领奥德修斯以木马计攻陷特洛伊城。在我国唐代，也有人用类似的计谋大败敌兵。公元679年，突厥叛乱，屡次劫掠唐军运粮车，朝廷派裴行俭领兵30万进讨。裴行俭准备了粮车300辆，每车藏猛士五人，持陌刀劲弩。又派数百羸弱之兵运送，并在各险要处埋伏下精兵。叛军见到粮车，又来抢夺，运粮的兵士稍作抵抗便弃车而逃。当叛军刚要取粮时，伏在车中的猛士突然跃出，叛军大惊，各险要处的伏兵也从四方冲出，叛军被擒杀殆尽。
七、草席助战
公元1129年，宋将张俊与金兵大战于明州，屡战不胜。一天，他忽然想到当地老百姓几乎家家户户都善织草席，就心生一计。他即刻传令部下，将草席重叠起来铺在路上，然后与金兵交战，并假装败退。金兵驱骑追击，当马蹄踏上草席时，都纷纷滑倒。张俊随即命令士兵擂鼓进击，金兵无力抵抗，被杀得大败。
八、面具助战
北齐兰陵王高长恭武艺超群，勇敢非凡，但相貌却与妇女一般，给人印象不象勇猛善战的人。他自以为不能使敌人惧怕，就刻木为假面。每次与敌人作战前，就戴上令人畏惧的面具出战，借以威慑敌人，趁机把敌人消灭。
九、军鸽助战
公元1041年，西夏进兵渭州，宋军沿好水川西迎夏军。刚出六盘山，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当时发出伏击号令的就是西夏军中的百余只悬哨军鸽。公元1127年，以善治军而闻名的宋将曲端，也曾使用信鸽充当传令兵的角色。
上个世纪的战争往事与文学记忆
美国资深艺术评论家希尔顿·克雷默曾经说过：“艺术史上的一些事件的最终结局往往和政治生活的分界线或基点并不一致，可是在二十世纪，它们却往往如此。”如果说二十世纪给予人类最强大的政治震撼是战争，那么，战争和艺术，尤其和文学的暧昧关系则不能不令人侧目。
那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战争笼罩下的文学和文学视野下的战争，就像两个孪生子，彼此纠缠，难分你我。于是，战争和文学就这样在二十世纪这一特殊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被紧紧锁住，成为人类文明/文化发展史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关节。
战争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它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范畴，几乎贯穿整个人类发展史。时值二十世纪，伴随人类经济、科技、文化的迅猛发展，政治、经济、军事的不平衡性日益加剧，最终上升到以战争为唯一解决方式的地步，于是，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终于爆发了举世瞩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以时间长、规模大、损失重、影响远而著称，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包括文化在内的各个领域都发生颠覆性变化，并深入人们的心理世界，几乎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在这一全球性灾难中也未能幸免。战争窒息了文学的呼吸，不断积压它的生存空间，几乎将它排除在历史的总体进程之外。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事实：1933年，日共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杀害，无产阶级文学随之遭到残酷镇压；1936年，被称为“塞万提斯后世界文坛最熟悉的西班牙文学家”加西亚·洛尔伽被右翼法西斯分子枪杀；1940年，四十八岁的犹裔文论家本雅明在盖世太保的追捕下亡命；1942年，“巴黎文化界钟爱的宠儿”内米罗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也就在同年，亲眼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22）而名躁文坛的茨威格因为不堪战争的折磨，与妻子双双服毒自尽；1945年，中国现代“自叙传”文体的开创者之一、知名作家郁达夫在苏门答腊被日军杀害；在西班牙，法西斯分子法朗哥专政时期，大批文化人及作家逃往苏、法、意等国；在中国，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白热化，大批作家、文学家被迫走出亭子间和书斋，大举南迁，传统文化和文学生态遭到极大破坏。战争举起血腥的屠刀，砍斫着文学的肉体，让文学成为战争的第一受害者。可以说，一部二战文学史首先是一部诉说血腥与屠杀、绝望与死亡、伤痛与别离、无助与寂灭的战争史、情感史和命运史。德国的无产阶级作家布莱德尔30年代曾被关进集中营，逃脱后，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考验》（1935），这部作品成为世界文学中最早揭露法西斯集中营真相的一部力作。
另一位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后加入共产党的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的长篇小说《第七个十字架》（1937），则以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德国为背景，通过七个逃犯的不同经历，尤其是海斯勒的成功出逃，表现了在恐怖、血腥的法西斯统治之下德国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成为描绘德国现实的全景图。中国作家夏衍的知名剧作《法西斯细菌》（1942，一名《第七号风球》）更注重从平凡人物的战争经历和感受中开掘内在意义，它通过留学日本后回国的细菌学家俞实夫的觉醒过程，揭露法西斯主义反人类、反进步的邪恶本质，以简约风格准确而传神地勾勒人物的性格特征，表现全民抗战的时代特征。劳德诺蒂在1938至1944年间写成的《八首牧歌》，则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他对法西斯暴行的愤怒和对纯洁爱情的赞美……对社会混乱、文明坍塌的无奈与无助，对血腥屠杀、种族灭绝的惊悸与颤抖，对战火暴虐、人性泯灭的愤慨与悲凉，伴随着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良知、同情、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渗透在字里行间，构成这些作品的基本主题。
无数的暴虐、疯狂，无数的鲜血、酷刑，无数的呻吟、哀号折磨着人们的肉体，也重重地敲击着人们的心灵。而斯·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1941）就是这样一部展现人类饱受战争摧残的心灵史。被盖世太保囚禁在大饭店单人房间里的B博士凭着一本偷得的棋谱，自己和自己对弈。因为与世隔绝，终致神经错乱而精神崩溃。通过作家的渲染和描绘，我们看到，那种无声无息的精神折磨比有声有形的更为凶残！更让人感到阴森恐怖、不寒而栗！茨威格曾经说过，“我在写作的志趣，一直是想从心理的角度再现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生活遭遇”。
如果说《象棋的故事》是通过文学虚构和内心想象来反映法西斯“文明”暴行的话，那么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昨日世界》（1942）则是通过对陈年往事的回忆，以编年方式纪实性地展现从德国开始，一个古老的欧洲大陆是如何在法西斯意识形态笼罩下一步步堕入战争深渊的。他以“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的多重身份，历史性地证明“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被评论家们列为和亨利希·曼的《观察一个时代》、斯蒂芬·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样的德国流亡者最有内容、最出色的回忆录作品——《转折点》是以写脍炙人口的反法西斯小说而著名的克劳斯·曼一本自传体小说。作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力证明了战争企图消灭的不仅仅是人的肉体，它更像一把可怕的双刃剑，戕害人类精神、摧残人类意志。肉体毁灭、精神消亡，与人类的心理和意识世界，在文学这一微妙而感性的艺术形态下，发生着深刻而独特的契合，以人间的喜怒哀乐，负载了那个时代的社会不幸和人类苦难。
文学是敏感的，但文学不是脆弱的。当战争露出咆哮的狰狞面孔时，无畏的文学和文学者们也向战争发出了他们的怒吼。英国诗人奥登主动参加了反法西斯志愿医疗队，足迹遍布东亚；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和素有“硬汉”之称的美国作家海明威拿起武器，到前线参战，与此同时，海明威还在文化战线上不断从事反战宣传；美国黑人诗人休斯以笔为武器在前线采访；法国哲学小说家萨特则在1941年不顾刚刚被捕获释继续参加地下抗德运动；法国思想家、小说家卡缪拖着病体毅然投入地下抗德运动；法国小说家圣艾殊贝里1939年志愿入伍，1944年驾驶着侦察机永远消失在地中海上空……在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成为二十世纪西方作家参与最深、写作最多的一场战争；
在中国，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在汉口成立，成为中国反法西斯斗争的文艺中坚；在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德永直、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佐多稻子等人在不断遭受生命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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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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