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的，她与元稹的交往也同样富于诗意，其描写仍不能以“自述”视之。传奇中莺莺之信，是考据者们的重要证据。有论者也认为那信是元稹“改过的”，未免欠痛快。杨先生说：“但看崔莺莺写的情书，若没有元稹的才学，很难写得那么典雅；莺莺的才艺显然是作者赋与她的。”说得极幽默。关于张生“忍情”的议论，则是历来评论元才子人品的重要依据。如前所引，陈先生说元稹热中仕宦，不会抛弃大家闺秀，给自己讨麻烦，故莺莺必为娼妓，因而当时世人可以原谅元稹的喜新厌旧。而我一直以为，元稹之所以大胆描写这个故事，广为传播，正是为了开辟进取之路。一来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赵彦卫《云麓漫钞》)；二来作者根本就不是写自传，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那“忍情”的议论，是人物的性格语言，而非作者的天机泄露。杨先生分析了崔张的悲剧之后，说“张生的忍情，不仅适合人物的个性，也适合故事的要求。”“张生忍情不是元稹的主张，只是由小说自身的规律、小说内在的要求造成。传奇里‘坐者皆为深叹’云云，无非大家都深为惋惜，亦见作者本人并不赞许。”“元稹这个始乱终弃的故事，分明不是旨在宣扬什么‘忍情’的大道理，而是要写出这一段绵绵无尽的哀怨惆怅。”可是，在千余年来的评论中，元稹竟因为张生此段议论被视为始乱终弃德行凉薄之人。元稹可真是“为他虚构的故事蒙受不白之冤”的一个典型。不知元才子黄泉有知，是否会“悔其少作”？！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与张生同时出场的安排。这固然可以认为是作者在设置障碍、混淆视听，逃避谴责。但如此理解，实在求深。尽管从创作方法看，是“有意为之”的路数，却也见出作者一片匠心。如于此情节设置不顾，径直将张生和元稹看作是演双簧，岂不让元稹一片苦心白费。
　　近年来对元稹及小说有所注意，检书所得，掩卷所思，随手记之，原想从《郑氏墓志》之有无入手，也来考据一回，为还《莺莺传》之传奇性而呼吁。不意杨先生在“举例说明”小说创作中事实、故事、真实的关系时，深入浅出地谈清了这个问题。惊喜之余，遂改初衷。衍成此文，权作附议，以就正于读者。
读书献疑
刘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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