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还是彻底“灵魂深处闹革命”，换个法子活下去？不能不承认，元稹虽然品行清高，但境界远远没到清教徒的地步。别人可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要是在这瘴气横行的地方再呆上几年，不要说前途渺茫，恐怕老命都得搭上。于是从这时候起，他终于敢出了一件惊天的大事，那就是慢慢丢掉了理想主义者的架子，开始正视现实，和他的顶头上司——江陵尹、荆南节度使严绶和监军使宦官崔潭峻结交。碰巧，这两人都很喜欢元稹的诗，对他的名气也颇为敬重，这让元稹的日子从此好过了不少。尽管元稹当初就是因为得罪宦官才来江陵“劳动改造”的，但在朝中势力同样不小的崔潭峻和仇士良并不是一伙。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以前元稹绝对和宦官势不两立形同水火，可现在的元稹不但和宦官交上了朋友，还靠人家让自己“一路小跑进小康”。元和9年（公元814年）严绶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奉命讨伐对抗朝廷的淮西吴元济，宦官崔潭峻随作监军，他们把元稹也带了去。元稹的《葬安氏志》写道：“适予与信友约浙行，不敢私废。”这所谓“信友”，当不是指“府主”严绶，而是指权力比节度使还大的宦官崔潭峻，可见他与宦官的交情已经颇为深厚。其后，元稹依附宦官崔潭峻、魏弘简，一路平步青云，荣登大位，官至宰相。虽即刻又遭另一派官僚倾轧，外放同州刺史；但毕竟最终位列封疆大吏，出为武昌军节度使。公元831年，一生浮沉不定，功名荣辱皆尝的元稹在武昌的任所去世，终年52岁。
　　
　　反思元稹的人生道路，有一个现象颇为有趣，那就是他终于没能保持自己笔下的“守心者”本色，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官场机会主义者”。和他的朋友白居易、刘禹锡不同，元稹尽管除了升官比较快之外基本上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但他投靠权宦，出卖人格的行径还是普遍令文人不齿，也让他“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酬别致用》）的人生信条成了一纸空文。可见，他在去江陵的路上给自己画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分水岭”；但同样是在江陵，他又一脚踩过了这条本来并不打算翻越的“分水岭”。在“分水岭”的两端，元稹展现给世人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精神风貌，两样灵魂人格。而促使他这样做的，不是自身的操守出了问题，而是严酷现实环境逼迫他不得不亲手去摧毁他内心那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所以，元稹得到的是一路升迁，留下的是一声叹息。而这声叹息所带来的文化、思想乃至道德惯性，早已注定要遗留千年。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