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关心亲友，提携后学，接人待物，态度诚恳。他对堂弟宗直、宗一，表弟卢遵等进行谆谆教诲，体现了手足情深。对远道而来的韦七、柳谋、柳澥、吕让等青年后生，一一指教，勉励，寄予厚望，洋溢真挚的情感。早在长安时，柳就“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他热情辅导青年，“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报袁陈秀才避师名书》。柳考虑自己的处境，政治斗争的复杂，再三表示不敢为人师，但从来没有放弃对青年后辈的教育。在永州、柳州十四年，前来求教者不少，“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录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子厚墓志铭》）。可见，柳宗元不愧为一代宗师。
（六）勤政爱民，为官清廉。柳宗元努力实践“利安元元为务”的民本思想，处事公道，不徇私情。早年在长安任御史里行，公正廉洁，对跑官者坚持原则不讲情面。在“永贞革新”时，时年33 岁的柳宗元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正六品上，掌礼仪、享祭、贡举之政。他“以文字进身”，可以推测，当时的诏命制诰是由他起草的。
而起草这类文件，直接关系到政令、人事等重大问题的决策。除文字工作外，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还负责参与谋议、采听外事。可见他在革新斗争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后来自认“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书》），也可证明。清代王鸣盛评价永贞革新：“改革积弊，加惠穷民，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十七史商榷》）。
柳宗元主张“君子谋道不谋富”（《吏商》），“不唯充赋税养禄秩足己而已，独在富庶且教为大任”，并强烈谴责“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晚年，他任柳州刺史4
年，“岂容华发待流年”，以“恪勤为公”为座右铭，努力实践大中之道。他以病弱之躯，投入繁忙的政务之中，“惠民善政，施德于民”。改革弊政，解放奴婢；挖井开荒，发展生产；兴办文教，传播儒学；讲究条法，社会和谐。“柳民既皆悦喜”。这可以看成在小范围内对“永贞革新”的继续。他为柳州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奉献了全部热情与心血，鞠躬尽瘁，英年早逝。他一生为官清廉，死后无钱办理后事，全靠好友桂管观察使裴行立捐款资助，八个月后才由表弟卢遵将灵柩从柳州送归长安安葬。一千多年过去了，人民对柳宗元的崇敬和景仰之情没有淡化，而是日益增长，这就是柳子的伟大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