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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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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基点在于对历史的反省和现实的审视，并由此提炼出时代的命题。而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又总是与作家所处的那个时代血脉相承的。李鸣生最新推出的长篇报告文学《寻找“北京人”》，再次向我们作了印证。
众所周知，李鸣生的创作轨迹一直延伸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前沿，他始终义务地承载着传导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历史使命。然而，一向以“思想活跃”著称的李鸣生似乎总是善于标新立异，就像一位高明的服装设计师，正当人们迷恋于某种流行服时，他却忽地一变，又推出一种更新的款式，让人们眼睛为之一亮。这不，在新世纪刚刚来临之际，当人们正沉浸在“展望未来”的兴奋之中时，他却笔锋一转，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一下回到了50万年前，去寻找人类的老祖宗——“北京人”了。
关注考古学的人都知道，20世纪初期，中国科学家斐文中、贾兰坡在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山中相继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使世界为之震动。1941年12月，为防止“北京人”化石被侵华日军劫掠，经中国政府和美国有关方面协商，决定将珍贵的“北京人”秘密转运美国，暂存于纽约自然博物馆。可就在转运途中，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北京人”化石在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手中神秘失踪，从此下落不明。于是“北京人”失踪事件被誉为20世纪科学史上最大的悬案。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北京人”这一价值连城的国宝却始终未能回到中国人的怀抱。
作为一个多年关注现实生活的军旅作家，为何对50万年前的事情产生兴趣，并要坚持寻找“北京人”呢?李鸣生说：“第一，‘北京人’是文明的象征。过去的作品，只注意了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和物的侵略的批判，而忽视了这场战争对古文明和古文化的疯狂践踏。作为军旅作家，我有责任用历史事实来控诉战争摧残人类文明的罪行。第二，不管地球如何转动，人类不该忘了自己的过去，因为人类在漫长而曲折的演变进程中，每一个发展阶段所隐含的信息赋予我们今天人类的意义都是巨大而又魅力无穷的，‘北京人’更是如此。对‘北京人’进行再研究，就有可能将人类文明历史中最隐秘的内涵凸现出来，为解开‘人类到底从哪里来’之谜提供重要的证据和信息。第三，中国到了应该寻找的时候了。过去，软弱的中国没有能力保护‘北京人’，今天，开始强大起来的中国应珍惜自己古老的文化遗产，设法找回‘北京人’。因为只有具有高度文明意识的民族，才可能是一个成熟的、有希望的民族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寻找‘北京人’如同当年发现‘北京人’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何况我们要寻找的，决不仅仅是几个头盖骨，而是失落的文明，失落的精神，以及一个民族失落的尊严。”
正是出于对历史对民族的一种责任感，以及对人类祖先的敬仰之情，1990年冬天，李鸣生和他的合作者踏上了调查、研究、寻找“北京人”的路程。然而“北京人”已经丢失了半个多世纪，要把如此漫长、曲折、复杂的历史搞清楚，弄明白，并展示于世，谈何容易! 首先是对古人类学的学习和研究，对史料的打捞、搜集和梳理。李鸣生从小喜欢历史，当兵后又曾就读于一所大学的历史系，但对考古学和古人类学方面的知识以及周口店和“北京人”的历史，特别是“北京人”失踪的真实内幕等，却并无多少研究；对一些最隐秘的内情，更是知之甚少。为了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历史的真实，他首先查阅了中外大量的古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书籍，同时搜集了上百万字的历史资料，并将每个历史阶段的线索逐一进行梳理，而后再顺藤摸瓜，由表及里，沿着被岁月埋藏的历史羊肠小道，向着周口店和“北京人”的隐秘之门步步逼近。李鸣生说：“有的资料由于只有国外才有，便只有通过书信或者打国际电话的方式向国外有关人士索取；有的资料虽然就在国内，但有时为查找到一份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也常常要辗转四方，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其次是面对面的采访。要搞清历史的真实面貌，寻找到可靠的线索，光凭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当事人和知情者进行深入的采访。但“北京人”涉及的人和事不仅只有中国，还有日本、美国、法国等多个国家，所以李鸣生说，“北京人”的采访，是一次跨越民族、跨越国界、采访对象最多、难度最大、时间最长的采访。在国内，李鸣生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北京人”的发现者之一贾兰坡先生家。每次采访前，李鸣生都要阅读大量的书籍和史料，以便与贾老有对话的基础和在认识上有所沟通。采访中，李鸣生既作笔记，又作录音，单是贾老先生的录音整理就达十余万字。胡承志是中国古生物学家和恐龙研究专家、“北京人”的最后装箱者，也是唯一一个最后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人。但自“北京人”失踪以后，不管中外任何人士登门造访，他都一概谢绝。李鸣生分析后认为，胡承志是个关键人物，无论如何一定要想法让胡承志开口，不然寻找无从下手。于是，经过多年先后无数次的努力，胡先生终于在家中首次接受了采访。年过八旬的胡老先生不但首次袒露了埋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还将当年亲身经历的具体细节以及所见所闻，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这就为穿透“北京人”失踪的迷雾洞开了一扇窗户。更令人欣喜的是，李鸣生还从胡老先生那里获得了一张二战期间被美军查获的日本驻北平宪兵队当年搜查“北京人”的秘密线路图。由于这张非同寻常的秘图的面世，使“北京人”的转移过程和可能匿藏的地点神奇般地凸现了出来。如果李鸣生对这张图的破译和研究不误，那么“北京人”头盖骨在日本人手中的可能性最大。当然，尽管目前事情尚未最后定论，但仅就这张秘图的出现和作者根据此图的破译、研究而言，堪称“北京人”近60年寻找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这不能不说是李鸣生寻找的一大幸运。
除了对国内众多知情者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外，李鸣生和他的合作者还对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各国的当事人、知情者、科学家、老特工等上百人进行了采访，并查阅了国内外大量文献和私人通信，还对获得的每一条有文字记载和耳闻口传的线索进行了缜密的检索和考证。采访外国人是一项很难的工作，难就难在这些人在国外，李鸣生不可能都跑到国外去采访，也没有人给他提给这样的机会和条件。即使这些人到了中国，会面也不容易，有的好不容易约好了，临时又有新的变故。由于语言不通，每次采访不光要请英文翻译，还要请日文、法文、德文等翻译。采访一位日本教授时，便请了北京大学的两位教授做翻译。1999年12月，李鸣生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他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在东京、松山、高松、京都、奈良、大阪等地查找和考证了与“北京人”有关的线索和史料，并就“北京人”问题与日本部分教授、学者、作家和文化人士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在东洋大学与日本文学青年的聚会上，李鸣生还宣布说：“谁能帮助中国找回‘北京人’，我将悬赏1000万日元!”有人当即向李鸣生表示，愿意无偿帮助寻找线索和提供资料，若是发现新情况，一定及时告之。李鸣生此次东瀛之行，虽仍未寻找到“北京人”的真正下落，却核实了部分史料，并引起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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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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