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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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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李鸣生在《中国863》中对中国的 “高科技军团”进行一番全方位滚动式描述后，笔锋一转，又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国家大事》。如果说《中国863》是对中国当代新型科学家们的一次群体扫描，那么《国家大事》则是对单个科学家的深入剖析。
李鸣生写《国家大事》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一次，李鸣生在采访中偶然听人提到一个叫蒋新松的科学家，他只简单问了两句，便感到蒋新松这个科学家可能很有价值。于是，他想方设法与蒋新松取得联系，并对蒋新松进行追踪采访。开始，蒋新松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后来，终于被李鸣生的诚意打动，在清华大学一间简易的宿舍里，含着眼泪向李鸣生述说了自己坎坷的一生。采访一结束，李鸣生便对蒋新松作出了超前的判断——认定蒋新松是当代中国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新型的科学家，并决定将他推向社会。可10余天后，正当李鸣生落笔为蒋新松写稿时，蒋新松却突然不辞而别，撒手人寰，李鸣生便成了这位科学家生前最后的采访人。科学家的突然去世，让李鸣生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决心要为科学家立传。而恰在此时，国家科技部主任朱丽兰约见李鸣生，希望由他来写蒋新松。于是李鸣生两次北上沈阳，昼夜奔波采访，历时一年有余，终于写出此书。
在《国家大事》中，李鸣生把目光聚焦到了“人才和人才的命运问题”上。他说：科学家不仅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和反判者、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更重要的还是这个世界科学文化与人类精神的铸造者和体现者。因此科学家是世界上最沉重的一个角色，他们的人生是与众不同的人生。我之所以写《国家大事》，就是试图通过对蒋新松灵魂和精神的剖析，来追究历史，拷问现实，引发人们对国家、对民族以及对科技知识分子自身命运的种种反省和思考，从而向全社会呼唤一种真正的国家意识和人才意识。因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毕竟是人才而不是奴才。人才及人才的命运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应该放到国家战略层次上来考虑。而我们常常看到的现实是，人才没有用武之地，“奴才”却大行其道；接受“奴才”要比接受人才容易得多。所以，《国家大事》与其说是在写科学家的故事，不如说我是在探讨人才的命运问题。要是中国有一天能制定一部《人才法》，那就太好了！
的确，正如《中国青年报》一篇文章写到的那样，李鸣生是个身佩“双刃剑”的作家——“思想十批判”。从他一系列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始终铁笔劲舞，直抵要害，戳中痛处，深刻与沉重由此而生。他的《国家大事》一经作家出版社和《当代》推出后，便被《中篇小说选刊》破例选载，并很快在科技界和文学界中激起强烈反响。在由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的《国家大事》一书的研讨会上，我国“光学之父”、“863计划”的主要倡导者王大珩、清华大学教授吴澄、中国作协副主席徐怀中和作协创研部主任陈建功等数十名文艺界、科技界人士出席了会议。会上，与会者对该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该书内涵丰富，颇有新意，打破了多年来写“典型”人物的思维模式，并首次提出了“人才问题，也是国家大事”的新命题。同时与会者还认为，李鸣生是继徐迟之后中国又一位写科技题材的佼佼者。15年来，他呕心沥血、矢志不渝，把主要创作精力都用在了对高科技题材的创作上。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全是事关“国家大事”的重量级题材，并总是带有思想的前瞻性、题材的前沿性、现实的批判性以及创作思维的独特性。《国家大事》既写出了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阵痛中蒋新松这个科学家的心路历程、尴尬命运、科学精神、人格魅力和智者情操，又写出了这一代科学家用科技这个杠杆撬动历史巨轮时所付出的血的代价，以及他们的情感与命运、追求与梦想、失望与希望。作品通过对主人公灵魂和精神的剖析，开掘出了一个科学家生命的哲学意义，并以此追究历史，拷问现实，从而引发人们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优秀人才的命运的种种反省与思考。
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老先生把《国家大事》的出版称做是“文学界与科技界的同盟”。当他手持放大镜读完《国家大事》后，十分感慨地说：“我当年清华大学的同学不少人并不比我差，但后来都只有钱三强、余光远和我三人成了院士。这说明要出一个人才是很不容易的事……李鸣生的《中国863》和《国家大事》我看了，写得很好，他在这方面为社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清华大学吴澄教授是蒋新松生前的同事，他说科技界一向很难写，因为科学家的生活很平淡，工作很枯燥，但《国家大事》确实写得很感人，给科学家很多启发，能使老百姓从思想上建立科教兴国的观念。
著名作家徐怀中说，看到《国家大事》这本书，就让我想起《国歌》，想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句歌词。这次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轰炸的事情，更让人联想到这一句话。文学创作在对科教兴国、科技强军的表现上有所不足，而李鸣生这么多年来却一直坚持这方面的创作，带了一个很好的头，成绩很突出。他这么年轻就写了十几部作品，很不容易，这是他一生中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评论家何西来认为,目前我们的年轻人中有一部分人国家意识相当淡薄,而李鸣生的《国家大事》呼唤的正是国家意识。在作品中，作者的感情与所写的科学家的感情形成共鸣,确有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作者把人物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写,从人物命运看国家、民族的命运，写出了一个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新型的科学家形象。
评论家韩瑞亭非常欣赏李鸣生的创作态度，认为李鸣生总是抓取与民族利益相关的重大题材，这一次集中写一个科学家的生命历程，写得非常感人，并给人以这样一个启示：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身也是一件“国家大事”。
评论家周政保说，这本书让人更加了解了中国的科学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写法上打破了过去那种歌颂与暴露之间的隔墙，在歌颂蒋新松的同时，又对造成科学家人生逆境与厄运的社会原因提出质疑，渗透了批判意识。
《中华文学选刊》副主编刘茵认为，这是一部立意高远、有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发现的作品。李鸣生发现了蒋新松，并作出了超前的判断，写出了一个有着执著追求的“中国牌”的知识分子形象，并提出了如何善待知识分子、如何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问题。
七、李鸣生与《寻找“北京人”》
一个优秀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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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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