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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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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成了他精神生活中日夜交替变奏的三部曲。这种近似与世隔绝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像被一下塞进了一个军用罐头盒里。”但当作家，依然是他的梦想；上学读书，仍是他惟一的渴求。遗憾的是，他所处的现实环境与他想当作家的愿望实在相去甚远。他想看报，却只有一张《解放军报》；他想翻杂志，却只有一本《解放军文艺》；他想唱歌，却只有一本《解放军歌曲》；他想读书，却只有一本《毛泽东选集》。而他的想法又实在太多太多。于是，每当他感到孤独时，便向远方的同学写信，倾吐自己忧郁苦闷的心情；想获得几本文学书籍或参考资料时，便写信请人代为购买、查找。由于精神的无聊与空虚，每当闲暇时，他除了反复翻看仅有的两本文学书籍外，惟一供他可看、能看的，便是天空。于是，久而久之，他有了一个抬头望天的习惯。在一篇文章中，他曾这样记叙了他对天空的深切感受：
每当冷冷清清的礼拜天，或落日西下的傍晚，或月缺星稀的深夜，我或坐在老树下，或躺在草丛里，或站在发射场，总是喜欢抬头望天——望日落日出，望月明月暗；望风起风落，望云聚云散；望雨粗雨细，望雾浓雾淡；望小鸟飞翔，望雄鹰盘旋；望大雁南飞，望流星画天……天空，成了我灵魂的栖身地，成了我思想的大容器，同时也成了我窥视世界的惟一窗口。在那无数个苦不堪言的日日夜夜里，有足够理由让我坚持活下去的，便是天空。
呆在大山沟里只能望天的李鸣生除了这种精神之苦外，还有体力上的苦。李鸣生所在的连队，其任务是打山洞(这个山洞就是今天发射卫星的地下指挥所)。打山洞是绝对的苦力活儿，每日三班倒，还时刻都面临着塌方的危险。这段打山洞的日子虽然不长，却给李鸣生留下了沉痛的记忆。
我以为，此时李鸣生精神和肉体受到的双重磨难，比之于少年时期的种种曲折，更是他作家之路上的必要储备。
在工兵团三连只呆了20天之后，李鸣生被调到了部队宣传队。他的任务一是创作演出节目，二是在乐队当乐手。从1974年到1977年近四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不少小话剧等文艺节目，甚至还斗胆写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可在那个年代搞创作无疑等于受苦役，必须紧跟形势图解政策，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全是违心的概念化的产物”。
1977年，部队宣传队解散，李鸣生的作品失去了表现的舞台，他想当一名话剧编剧的愿望也随之破灭。高考制度虽然已经恢复，可部队没有文科，他想上大学的愿望再次落空。就在这时，西昌基地为准备发射卫星急需培养技术人才，他便成了培养的对象。如果论本事，这时的李鸣生应该提为干部，可比他能力差得多的人都提了干，却把他这个常被领导称为“人才”的人才晾在了一边，原因是他“骄傲自大”，“目无领导”。甚至在他入党的问题上有人也是一拖再拖，以至于有人竟找到有关领导质问道：“凭什么不让李鸣生入党?”不让入党，他偏要入党；不给提干，他一定要提干——这是李鸣生从小的性格。于是，为了在部队闯出一条出路，争一口气，他决定放弃自己当作家的梦想——在一个没有星光没有月亮的夜晚，他封存了所有的文艺书籍，烧掉了所有的创作手稿，满含着辛酸的泪水和昨天的梦想作别，尔后开始在部队的“土大学”里改学高等数学、电工学、无线电、晶体管、计算机等理科知识(因为在部队搞写作是被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有些领导认为是“不务正业”的)。李鸣生说，他第一次数学考试，只得了3分——从文科一下转到理科，李鸣生的痛苦与难堪可想而知，但一年下来，李鸣生数、理、化等七门课程的考试，全在90分以上。
1979年，李鸣生被派往上海学习用于发射卫星的大型计算机。在沪期间，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先自学计算机知识，接着到电影院看6点钟的第一场电影，然后8点赶到工厂学习。我们现在看到的他拼命三郎的作风，原来非自今日始。每到礼拜天，他便带上面包和开水，跑到上海图书馆如饥似渴地看上一天的文学名著。在上海图书馆，他看到了一个从未看到过的书的世界，所以每次闭馆时间到了，他依然还是舍不得离去。
从上海回部队后，他终于提了干，被任命为计算机主机组技术员。一日，他将自编的唱歌程序输入计算机后，计算机第一次唱起了他输入的歌曲。“那一时刻我欣喜无比，感到这个世界不光文学，科学也同样充满了魅力。”李鸣生说。于是，他决定将来当一名优秀的计算机专家。可正当他埋头苦学计算机时，上级一纸命令，又要他改行当文化干事。他为此在上千人的会上大发雷霆，但最后还是服从了命运的选择。
李鸣生做文化工作后，作家的梦想又开始复现出来。1981年，他终于第一次跨进了大学的门槛——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进修政治经济学，并开始写诗，开始投稿。同年8月，他的第一首诗《山泉》在《凉山文艺》发表。
1982年，他考入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同年10月，在《山西青年》举办的全国写作竞赛活动中，他的组诗在4万份参赛作品中夺得第一名。
1984年，他借调到国防科工委创作室，文学的视野开始由山沟转向北京。他的诗作再次在《山西青年》获得第二名，并应邀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中秋诗会”。但是，这次活动也使他看到了诗的大海和自己的渺小，于是他断然决定：不再写诗，转写小说。
1984年4月8日这天，沉寂了14年之久的西昌基地将要发射第一颗卫星。在这个惊天动地的夜晚，李鸣生焦急地守候在离发射架仅有100多米的一个荒坡上，当他亲眼看见托举着卫星的火箭在一片熊熊烈火中隆隆升起时，他被惊呆了——就在这辉煌壮美的一瞬间，他看到了人世间他认为最壮美的一幅“风景”，看到了一个流传了千年万年的活生生的真实神话，灵魂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的震撼。李鸣生说，“那‘风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重重地撞击着我的心扉，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人类智慧和力量的神奇与伟大!”就在这个夜晚，望着穿越夜空的火箭，望着被烈火烧焦了的发射架，回想着自己被这大山沟埋没了10年的青春，李鸣生忍不住偷偷流下了眼泪，并在心里暗暗发誓说：总有一天，我要写一本书!
也许正是这次发射为李鸣生打开了一扇文学的天窗，连什么是报告文学都没搞清的他很快写出一篇15万字的报告文学，试着寄给了四川《科学文艺》，两月后，该刊以头题位置隆重推出。这便是李鸣生的报告文学处女作《用生命编写程序的人》为了充实自己，1986年李鸣生又报考了四川西昌师范专科学校政治历史系。大学两年中，他的航天人系列小说和报告文学相继发表，四川的大型期刊《红岩》还先后以两个头题推出他的中篇小说《火箭今夜起飞》和中篇报告文学《月亮城的风采》，并在封二以醒目位置配发了他的“作家近照”。接着，他加入了四川省作家协会，随后又被聘请为四川文学院合同制创作员。这意味着他当作家的梦想已经实现。可不知何故，他似乎还是找不到一点作家的感觉，作家在他心中依然那么神圣，那么遥远!用他自己的话说，“依然心处梦中，人在旅途”。严格说来，西昌发射场的李鸣生，是文学积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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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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