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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一个叫亚瑟·克拉克的英国人预言说,他发现离地球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有一条轨道,如果有一天人类能在这条轨道上发射3颗人造卫星,那么地球上除南极、北极之外的任何地方,都可实现通信。19年后,即1964年,美国成功地将一颗叫“辛康1号”的同步通信卫星送入了这条轨道,把克拉克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并利用这颗卫星为欧洲和北美转播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实况,随后还将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特大新闻迅速传到欧洲和亚洲的日本。1965年,美国又将一颗国际通信卫星送入这条轨道,以此证明:人类已有能力在一秒钟内将任何信息传遍地球!此后,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盯住了这条轨道,茫茫太空很快成为地球人类竞相角逐的贸易市场!截至1984年,全世界已向赤道上空发射了100余颗同步通信卫星!然而遗憾的是,没一颗是中国的卫星!据科学家们计算,这条轨道只能容纳120颗卫星!为此国际组织规定,赤道上空一旦满额,任何国家不得再往上发射卫星!于是为了给中国在太空抢占一块地盘,争得一份太空通信的权利,中国航天人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艰辛!
下面讲述的,便是其中两位专家和两位将军的故事。
白拜尔遭遇“大革命”
从高干子弟到砖瓦匠
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个著名领袖,叫白拜尔。中国有个应该著名却长期默默无闻的航天专家,也叫白拜尔。
白拜尔还在娘肚子里时,父亲便为他取下了这个名字。父亲为什么要给他取这个名字,白拜尔从小一无所知,直到长大成人,才知道原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个著名领袖叫白拜尔,此君不仅是个著名的革命家,还是一个长寿老人。父亲之所以给他取名为白拜尔,正是希望他不仅要长命百岁,而且还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家!但白拜尔并未完全按照父亲预设的人生轨道往前滑行,而是踏上了一条科学救国的荆棘之路。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6年后,他跨进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控制研究所的大门。此时的中国,大多数人都还未从饥饿的痛苦中复苏过来,而饿着肚子的白拜尔却一头潜入了自动控制系统的“大海”之中。他先搞飞机的自动驾驶仪,再搞超地空导弹,到1966年,又开始搞起了卫星的控制系统。不幸的是,在那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日子里,白拜尔被一阵又一阵的“革命”浪潮冲得头晕脑涨,昏天黑地。原因是他有一个“老革命”的父亲。在他人生的路上,一方面,父亲像春风,像拐杖,像月亮,像太阳,始终支撑和引导着他沿着一条光明磊落的道路往前走;另一方面,父亲的大起大落,荣辱沉浮,又像一道永远无法消除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坎坷不幸的命运。而且,这阴影一直伴他走完一生。
白拜尔的父亲,便是大名鼎鼎的高扬。高扬1935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是共和国第一任中央交通工业工作部副部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尔后被流放到贵阳一家小厂当了一个副厂长。一人当道,鸡犬升天,光耀祖宗;一人倒霉,祸及全家,株连九族。这是几千年来留荡在中国大地上的一股遗风。白拜尔的父亲流放到贵阳后,白拜尔的母亲、弟弟和姐姐的一个孩子,也被迫跟着去了贵阳。当时,中国6亿人都在挨饥受饿,远在贵阳的白拜尔全家,自然也吃尽苦头。而孤身一人在京的白拜尔,此时正在清华大学攻读三年级的课程。父亲倒霉后,虽然没有将他赶出清华大学的校门,但他的心灵,却受到了一次强力的震撼与难言的伤害。从那时起,他跋涉的双脚似乎被一双无形的巨手戴上了一副沉重的铁链;一向单纯的脑子,有了一个个曲里拐弯的问号。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家庭,思考自己的前程,以及自己的家庭与自己的前程的微妙关系。他隐隐感到,自己那所谓的“革命家庭”,既是他幸福的港湾,又是他不幸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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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白拜尔的父亲回到北京,平反后出任化工部部长。白拜尔的家庭和他个人的日子,像熬过了长长的梅雨季节,终于见到了一抹初升的太阳。但“文革”开始后,由于康生的迫害,白拜尔的父亲再次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家也被抄了个底朝天。无家可归的白拜尔,只好在办公室里睡地铺;而还在上高中的弟弟则因为惧怕“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不敢回家,被迫流浪在北京车站。这一几乎是摧毁性的打击,在白拜尔的灵魂深处,真可谓是爆发了一场“大革命”。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他不说一句话,只独自默默地思考着,苦想着……渐渐地,他由浮躁变为冷静,从别扭进入自然。他思维的触角开始从自己小小的家庭伸向整个民族。他由自己家庭的苦难,想到了民族的苦难,从家庭的命运,想到了民族的命运。
他开始成熟起来。
然而,随着“大革命”的不断深入,白拜尔的家庭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冲击,白拜尔本人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妙。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刚一开始,白拜尔便轻而易举地从革命队伍中被“清理”出来,被赶去修建房子。修建房子这活儿对白拜尔来说,其实也算不了什么。他从小受父亲的影响,早就练就了一副坚强的筋骨,何况贝多芬那句“扼住命运的咽喉”的名言,他每天都要在心里默默强化好几遍。运石块,拉砂子,扛水泥,他样样抢着干,后来还主动报名当了砖瓦匠!每天到了工地,他只要一上手,总是将每一堵砖墙砌得工工整整,稳稳当当!多年后已任航天总公司副总经理的白拜尔谈起这段经历时,认为这是他60年来心境最悠闲、最平静、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段时间里,他每天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思想上没有什么负担,工作上也没任何压力,既不在意别人的走运,也无所谓自己的倒霉,一切听天由命,随其自然。
也许是白拜尔的这种人生姿态被有人看做是一种“老实”,也许是事业上的确需要他这样一位人才,总之,半年多后的一个中午,正当白拜尔在工地的阳台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打盹时,突然有人跑来问他:“白拜尔,你愿不愿意回去搞点‘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的预研工作?”白拜尔知道“东方红2号”卫星的预研工作并不热门,许多人都不愿沾惹这事。但此时此刻对他来说,只要让工作就是天大的幸福了,岂能挑肥拣瘦。他忙回答说:“行,干什么都行!”来人说:“那好,明天你就别来工地了。”白拜尔点了点头,算是接受了任务。
但下午,白拜尔继续走向工地,继续拌沙、和泥、拿砖、砌墙,直到砌完最后一块砖头,才从墙上跳下来,清点清点工具,拍拍手上的泥土,尔后情不自禁地吹了两声口哨,这才带着满身的汗味和半年来的苦味,回到了研究所。
为国落下伤心泪
七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帮听话的孩子。全凭党组织一句话。只要能让工作,就谢天谢地感恩不尽了。何况白拜尔是个注重实际而又追求事业的人,只要让他干事情,怎么都行。
白拜尔回到研究所后,有关领导和他简单交待了几句,当天他便回到了自己那间早已布满了厚厚尘土的“办公室”,从此成了中国最早与“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打交道的人。可笑的是,这个中国最早接触“东方红2号”同步通信卫星预研工作的人,却不知道同步通信卫星是怎么回事情,甚至连同步轨道究竟是个什么概念,也糊里糊涂闹不清。他只好一头扎进资料室,开始阅读大量的书刊杂志,并到处想方设法搜集国外的有关资料。一段时间后,他才了解到,美国早就发射了通信卫星,而且通信卫星的世界竟是那样的精彩,那样的奇妙!令他深感困惑的是,堂堂中华大国,为何不急于去太空抢占民族的位置,争夺国家的权利,却偏偏热衷于搞什么“文化大革命”?他开始像小学生一样,从同步通信卫星的基础知识学起,基本概念进入,然后再逐步深入到控制系统内部诸多问题的研究之中。他在大学学的是俄语,而所有的关于通信卫星的书籍和资料,都是英语。他只好一边学英语,一边看资料,每天每夜在图书馆坚持坐了整整半年。结果,英语达到了可以看专业书籍的水平;同步通信卫星也在脑子里清晰起来,并渐渐形成了一定的思路。后来有人开玩笑说,中国“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的最初设想,是白拜尔在图书馆里“坐”出来的。
白拜尔这时还没自己的房子,凑合住在父母家里,且相距单位几十里。那时搞科研不像现在,没有一辆专车,没有一间办公室,没有一分钱的补助,更不会有什么专款作为启动资金,而一切的一切,全都是自己看着办。白拜尔从来不去想条件之类的问题。他是一个现实者,也是一个知足者,能让他天天上班搞卫星,就是他最快乐最幸福的事情了。他每天一早起床,骑上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响的自行车,匆匆而去,匆匆而回,风里雨里,从不停歇。他家住和平里,途中要骑上一个小时的车才能到达单位。上班途中,他每天都能看见红旗飘飘,听到锣鼓咚咚,以及那潮水般的人群和漫天轰鸣的造反口号声。但他既不参加这个组,也不卷入那个派,基本做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独善其身。尽管当时搞通信卫星只有他单枪匹马一个人,可他把这件事情看得很神圣,很重要,很光荣,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来之不易的大好机会。他觉得自己好不容易获得了工作的权利,为国家干点实际的事情,总比空喊几句口号有用得多。所以他几乎每晚都加班,却从来吃不上一顿夜餐。有时遇上下雨,等回到家时,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
半年后,从军垦农场解放回来的孙忠扬、刘良栋、李铁寿也加入了通信卫星预研工作的行列,4个人便组成了一个卫星小组,由白拜尔任组长。白拜尔说,这是他第一次当官,可惜只管了3个人。这样,孤独的白拜尔不再感到孤独,同伴的携手使他多少增添了几分暖意。他们开始跑工厂,对有关的问题进行广泛地调研,从理论图纸,到具体部件,再到技术上关键的部位,一一进行认真研究,而后再从中国通信卫星控制系统需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进行反复论证。1970年6月,中国空间研究院召开关于通信卫星的方案论证会时,他们概念性的方案已经搞出来了。这个会上讨论的控制系统的方案,就是他们搞的“双制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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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由于林彪把持了中央军委的工作,因而各项工作都要突出“政治第一”,发射卫星的事儿,自然也就成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炫耀的最大的政治资本。1970年7月13日,林彪携同黄永胜等人,亲赴南苑火箭研究院进行视察。在视察过程中,林彪口口声声不离的一句话,就是“政治第一”。黄永胜还提出了“两年赶,三年超”的任务口号,即:两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三年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一声势浩荡的政治鼓动下,各个研究所大干快干外加盲目地干,一时蔚然成风。而且,有关部门对发射通信卫星的问题,很快还做出了闪电似的计划。此计划明确提出,要在一年之内发射“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并要求转播第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的实况。面对这一强权政治背景下制定的计划,参加会议的专家们尽管谁都知道不行,但又谁都不敢说不行。
1970年9月,502研究所成立。接着,研制“东方红2号”的卫星小组正式组建,白拜尔任副组长。通过调查,白拜尔了解到,中国的通信现状相当落后!在农村或偏远小镇,要打长途电话,必须到县一级的邮局才能打。据当年邮电部门统计,北京每天打往外地的电话,有50%在当天都无法接通。尤其新疆、西藏、内蒙等边远地区,通信就更是一大难题。因为从北京到新疆,总共还不到60个电话话路!若发电报,最快也得十天半月。于是,他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为尽快搞出通信卫星,必须抛开个人的一切!
然而不幸的是,那个年代的中国,科学的每一道关口,总是高高悬挂着一个又一个的“红灯”,而且沿途还躲着大大小小的“政治警察”,让科学家们无法放松手脚,去按自己选择的路线和速度正常前行。尤其是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各种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刚刚热起来的通信卫星研制工作,又很快处于低潮,卫星研制工作,成了无人喂养的孩子,基本处于没人过问、自生自灭的状态。直到1975年,整个国内政治形势开始发生好转后,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才重新开始复兴起来。
但就在这时,通信卫星的方案在具体的实施中出现了两大技术问题。这两个问题如何处理,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和难题。白拜尔自告奋勇,要出面解决这两个难题。他用了整整10个月的时间,白天黑夜加班加点,终于对这两个问题有了较透彻的研究。可就在这时,轰轰烈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突然刮起来了。
邓小平复出时,曾为白拜尔的父亲说过一句话:“高扬这个人,我看应该给平反了,给分配工作了。”因此,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白拜尔的父亲便被打成了又在走的“走资派”。而他,自然也就成了又在走的“走资兵”。康生整他父亲的材料,整一份,寄一份,全都寄到他的单位上,害得他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整天被这些黑材料缠得死去活来,不得安宁。更令人有苦难言的是,不管什么地方出现了所谓的“反动标语”,就会有人跑来找他盘问情况,查对笔迹,仿佛他成了政工人员的一个试验品。而且,有人趁机还开会对他进行批斗,说他搞“黑题目”,说他存心破坏通信卫星工程。批斗的方式还十分特别:每次开会时,让他先讲通信卫星,等他一讲完,再对他进行批判。
如此折腾一番后,就让白拜尔离开卫星小组,靠了边,而且有人还作了规定:有关通信卫星研制方面的工具器材,一律不许借给白拜尔使用。就这样,白拜尔成了一个想走却走不动的“走资兵”,一个没有自由的“自由人”。
但白拜尔闲不住,是个天生的“贱骨头”,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天不干事,心里就痒痒。于是他想方设法找事干,不顾一切地找事干。正好,研究所要办一个自动控制理论班,需要有人讲课。他就毛遂自荐,去讲课。感谢领导大慈大悲,同意他去“试试”。他一试就是一年,把一个学习班“试”得热火朝天,以至于他讲课讲上了瘾,后来竟产生了想离开研究所去大学当讲师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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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时期的白拜尔并没忘记通信卫星,也无法忘记通信卫星。他知道通信卫星控制系统中的技术难题还没解决,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必须同那些不让干事的人对着干。于是,他在讲课的同时,和李义怀、邹广瑞两个专家一起,悄悄组成了一个搞卫星的3人小组,由公开转为秘密,由表层转为地下,由白天转为晚上。不准干,对着干,不让干,偷着干,谁愿怎么着就怎么着,一切都豁出去了。
那个年代的事情说来也怪,白拜尔他们这一秘密“地下活动”,居然得到不少人的支持。他们只要说是为了搞通信卫星,各个基层单位部门和工人师傅们都坚决支持,大力协助。比如,某领导有规定不让白拜尔借器材使用,白拜尔就悄悄找人借,或者找别人帮他借,只要有,管器材的人准会借给他。再比如,他们需要加工某个零件,便通过私人关系找到某个工厂,那个工厂的师傅们一听是为了通信卫星,二话不说,无条件加工。若是急活儿,师傅们还会连夜加班。等活儿干完了,不但不抽一支烟,连“谢”字也不让你说一声。
不到一年时间,白拜尔他们居然把通信卫星的消旋控制系统的样机搞出来了。样机摆在实验室里,每天就那么晃晃悠悠地转着,一转就转了半年。一些不干事的人看了,当然很扎眼,心里也不舒服,甚至有人还把它说成是“黑货”、“私货”、“来路不明”、“歪门斜道”。白拜尔他们却不在乎这些,也没有工夫在乎这些,每天只管让样机在那儿顺顺当当地转悠就是了。他们相信,事实胜于雄辩,实干强于空喊,要想卫星上天,就得脚踏实地地做事情。事情做了,总比没做强。
但做了事情的白拜尔,日子依然不好过。8年来他为通信卫星干了那么多的工作,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非但连口头表扬都没得到过一句,反而还挂起来靠了边,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甚至在“四人帮”已经倒台的第二天,还对他进行批判。其实,身为高干子弟的他,在“四人帮”还未倒台之前,不少“小道消息”就已经进入他的耳朵了,所以批判他时,他觉得非常荒唐。但他还是去找了有关领导,希望能对他的问题给个说法,希望能将他从悬吊的空中放回地上,希望能让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为自己短暂的人生做点事情。从1966年到1977年,他熬过了整整11年。现在,他已过了不惑之年,生命的年轮在一圈一圈地减少,他不能再等了,也等不起了,他再也无法忍受那如同慢性自杀般的苦苦等待了!
后来,他的问题终于有了一个不是说法的说法。他被重新分配到了控制理论研究所,搞控制系统的理论研究。即是说,他将离开卫星研制小组,不能继续搞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了。这当然令他很遗憾,很伤感,伤感得落泪!但他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能给他一个工作,已是大开皇恩了。
去了研究所的白拜尔依然干得很不顺心,他前行的路上似乎总有一道阴影跟着。他知道,这阴影就是一种只有在如此国度如此历史时期才会产生的“左”的政治文化。
事情说来难以置信,大约是1982年,他写了一篇有关卫星方面的学术论文,被中国宇航学会选中,要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宇航会学会上进行宣读。他接到通知后很高兴,不是因为要出国,而是觉得自己的价值总算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按国际惯例,他的论文必须要用英文打字机打出标准字号方能呈送。他压根儿就没见过英文打字机,也不知道哪儿有这种英文打字机,于是他满北京城到处打听寻找。等好不容易找到后,价格又太贵,打不起。后来他又找到一位同学,才把他介绍到了外语学院。外语学院的打字员不错,听说他要到国外去宣读关于中国卫星方面的论文,连夜加班给他打了,还分文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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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论文交上去后,便悄悄准备着,默默期待着。可等到开会时间到了,没让他出国,却让别人出了国。本是他撰写的论文,本该由他站在国际讲台上宣读,可宣读他论文的,却是另一个身影!事后他才知道,这时的他还属于“控制使用”对象。而控制使用的人,是绝对不能步出国门半步的——万一出去泄露机密,出卖情报,怎么办?万一出去杀人放火,投敌叛国,怎么办?
那个夜晚的他,第一次有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怖感。他简直没想到,中国已经到了全国都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像他这样一心一意、忠心耿耿、老老实实地为党、为国、为民干实事儿的知识分子,居然还在暗中受到“控制”!他的心伤透了!他在心里发誓:再也不搞卫星了!宁肯去当教书匠,也不和卫星打交道!就在这时,一个由宋健创办的新的研究所成立,有人点名要他去那儿搞系统工程。他考虑再三,还是去了。只是,在告别卫星、告别原来的研究所的那个夜晚,他偷偷躲在屋子里,伤心地流下了眼泪。这泪,他是为国家为民族而落的——他为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毕竟付出了整整16年的心血啊!
白拜尔被迫离开了卫星,却并未放弃自己的追求。他平心静气,开始闭门读书,潜心钻研。不久,他当了系统工程室主任。后来,又出任了研究所总工程师。他搞计算机研究;搞社会应用经济研究;搞人才规划研究;搞住房改革研究;还搞小汽车市场需求研究。每一个项目的研究,他都搞得风风火火,有声有色。尤其是他搞的关于中国的住房改革方案和小汽车发展战略方案,得到了国务院陈俊涛同志的首肯。后来国务院召开会议,还请他出席。
1988年,他当了航天部副总工程师。1993年,他出任航天总公司副总经理,分工主管中国卫星的科研生产。生命就是这般的无奈,历史就是如此的有趣,他一生不愿当官,偏偏又让他当了官;他曾经发誓不再搞卫星,仅仅事隔几年,又让他主管卫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哟?
事实上,白拜尔并没忘记“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也无法忘记“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他虽然人到了另一个研究所,心却依然惦记着卫星。尤其是那个在腥风血雨中诞生的“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控制系统总体小组,以及坚持工作在这个卫星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他更是永生难忘!时至今日,只要一谈起这个卫星小组,他便有一种怀旧感、亲切感和眷恋感,仿佛那是一个梦,一个永远也不会醒来的梦中之梦!
为了太空通信权
好人为何不平安?
说到“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不能不说到另一人物——卫星控制系统总体小组组长邹广瑞。
邹广瑞曾经是个不是党员的好人,后来成了是个党员的好人,再后来成了一个不是党员的“坏人”,再再后来又成了一个是好人的党员。之所以在此喋喋不休地谈论好人与党员、党员与好人的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几乎苦恼了邹广瑞的一生,对他当年搞通信卫星研制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甚至说不幸!
邹广瑞当过兵。这位从小在东北黑土地上长大的汉子,还在念高中时,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中一毕业,年仅18岁的他便报着救国救民的雄心大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搞密码电报工作。所以,邹广瑞的通信生涯,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就开始了。1952年,邹广瑞从部队转业,第二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这时的邹广瑞年仅21岁,由于经过部队“大熔炉”的特殊锻炼,便有了一般人不具有的组织才能;加之他做事踏实认真,待人热情诚恳,很快便当选为班里的党支部书记。不久,又被当选为党总支组织委员。
然而,当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的政治风暴突兀而起时,邹广瑞也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劫难逃。事情说来很简单,他所在的班有几名同学联名向学校写了一张提意见的大字报,在签名时,有同学把他的名字也签了上去。没想到这张小小的大字报却招来横祸,系党总支在开会讨论时,党总支书记要将这几位同学划为右派,而身为党总支组织委员的邹广瑞却坚决不同意。于是两人谁也不让地争吵起来。他对那位书记说:“这些同学有缺点,但他们提意见的出发点是好的,绝不是反党。我们应该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负责。我不同意把他们划成右派。如果说他们是右派的话,你这个党支部书记不也成了右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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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以至后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党支部书记就是党的化身,党支部书记的意见就是党的意见。邹广瑞反对支部书记,当然就是反对党;反对支部书记的意见,当然就是反对党的意见。因此,等到1959年反右倾“拔白旗”时,邹广瑞竟因为1957年反对总支部书记的事情而被定了20多条罪状。其主要罪名是:一、反对党总支书记,目无领导;二、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三、替右派说话,丧失了党的立场。结果,他被拔了“白旗”,并被开除党籍。
五十年代的青年,是相当看重政治地位的。是党员,就意味着在政治地位上比别人高了一等,就会有一种妙不可言的优越感,就会感到前途光明远大。反之,如果被开除党籍,就意味着一个人在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就意味着一个人的前途从此已被葬送。邹广瑞被赶出党的大门,这对刚走向社会不久的他来说,当然是再沉重不过的打击。他几天几夜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像一个幼小的儿子突然被娘扔进了荒山野林,没人过问没人理睬。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对党忠心耿耿,却会遭到党的抛弃?他痛苦极了,甚至想到了死——想用死来表达对党的忠诚。但邹广瑞没有死,也认为自己不能死。他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大学生,还没为党和人民做出什么贡献,怎么能随便去死?同时他认为自己很委屈很冤枉,无论怎样,不管早晚,他一定要让党组织还他一个清白!
这位倔强的东北汉子就这样决定了自己的人生。仅仅事隔半月之后,他又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写得工工整整的申请书,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结果自然不会如愿以偿。但邹广瑞不管这些,入党申请书照样坚持一份一份地写,一份一份地往上交,同时他下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赎回自己的清白。
1960年,邹广瑞大学毕业。因他成绩优异,被保送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读研究生。但他工作心切,向组织提出了不读研究生、直接参加工作的要求。组织根据当时实际工作的需要,批准了他的这一要求。从此,他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踏上了艰辛的航天之路。
1970年6月,通信卫星的工作开始启动,在白拜尔领导的那个卫星小组的基础上,通信卫星控制系统总体小组正式成立。邹广瑞任组长,白拜尔任副组长。这是一个由32人组成的卫星小组。32人中,没一个女的,全是青一色的男子汉(这一组合也许是出于一种工作的方便,也许纯属一种巧合),而且,32个男人中有19个半都是单身汉。这所谓的“半个单身汉”,指一年可以和老婆见两次面,剩下的全都是两地分居。邹广瑞的爱人当时还在老家东北,自然也过着单身汉的日子。这单身汉的日子虽是清苦,但大伙心里热乎,一致表态说:“先把通信卫星干出来,再考虑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
可那毕竟是个混乱的年代。“左”的政治路线又极力干扰和阻止着通信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常进行。这就给邹广瑞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只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才有的麻烦,使邹广瑞他们始终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两难境地之中。卫星控制系统的总体小组虽然看起来是成立了,但真正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却并不存在——当时研究所的领导机构已处于瘫痪状态,一切由“革命委员会”说了算。由此造成的局面是:要说没领导,又有所谓“领导一切”的“革命委员会”;要说有领导,有关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又无人过问,也无能过问,一切具体工作,只有靠邹广瑞他们32个人凭着“红心”、凭着忠心、凭着良心和责任心自己动手干。
而这时的邹广瑞依然被排斥在党的大门之外。他的入党申请书一直坚持在写,年年写,月月写,甚至有时每周都在写。有的写完后当即就交给了“党”,有的写完后他先放起来,等到了晚上再躲在被窝里偷偷地看,偷偷地念,觉得有不满意之处,他再改,再写,直到改到自己满意后,再恭恭敬敬地交到“党”的手上。从1959年到1970年,他坚持写了整整11年。11年中,他把写入党申请书作为自己改造世界观的一种手段,作为自己精神的一种寄托,甚至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一大目标。一有机会,他就在“党”的门口留恋徘徊,就向着“党”的大门探望几眼,仿佛那里边丢失了他的价值他的希望他的尊严,他必须将它找回来!遗憾的是,他交上去的那一份份入党申请书,如同一片片随风飘散的落叶,渺无回音。那扇令他朝思暮想、梦魂牵绕的红色大门也一直对他紧紧关闭着,甚至不露一丝缝隙。
但这位东北汉子不是一个轻易就肯趴下的人。不让他做一个党员,并不等于他不能做一个好人。他知道,中国非常急需通信卫星,而国际上又没有可以租用的通信卫星,即使有,军事上也不能租用,因此中国最后还得搞自己的卫星,不能放弃自己在太空的那份权利。但控制系统是通信卫星的核心,国内过去从来没人搞过,美国虽然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却一直实行封锁;还有一个困难是,没有启动经费,没有应有的工作条件,连有关的试验设备和试验场地都得靠自己干。有的部件外单位不愿做,自己的研究所也不肯干,他们就自己动手想办法。如,太阳辐射的红外线问题,国内没人搞过,国际也没先例。为了尽快解决好这一世界性的难题,同时也为国家节省资金,他们采用自己琢磨出来的土办法——用马粪纸做滤波器,用木头棍子做部件的模型。后来外国专家看了后,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也不相信这一闻所未闻却又近在眼前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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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他们到处搞调研,没有活动经费,没有一辆车,出门全是自己想办法,或挤公共汽车,或以步代车。一次,他们要去位于北郊的天文台解决一个难题,路途长达数十里。由于单位不可能派车,郊外公共汽车又不通,他们就只好从德胜门外走路。时值炎热的夏季,路上又饥又渴,为了省时间和减少路程,他们抄近路,从老百姓的高粱地里走。渴了,就在老乡家里要碗凉水喝;饿了,便在路边买块烧饼啃。等走到天文台,发现每个人的身上都被高粱叶划破了一道道的血口。
最令邹广瑞头疼的,还是“左”的政治风潮的干扰。他所在的那个卫星小组,当时被“革命委员会”认定是问题最大的一个“黑窝”。为了查清这个“黑窝”,“革命委员会”带了20个人的工作组来到组里,要对搞卫星的专家们一个一个地进行清查。身为组长而在历史上又曾被开除过党籍的他,当然是首当其冲,而担任小组副组长的白拜尔,则更是清查的重点对象。
但邹广瑞这位“老运动员”对此并不惧怕。他认为搞通信卫星研制工作,是为了国家的荣誉,为了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目的,没什么错,也没什么可怕的。因此,他就像1957年保护“右派”分子一样,对组里的同志一律实行保护政策,对“左”的那一套东西变着戏法也要进行抵制。当所里开会对白拜尔进行批判时,他和孙忠扬两人公开站出来替白拜尔辩护,说情,以致让“革命”很难在他们组里进行下去。于是有人说他“只促生产,不抓革命。”说他是“走资兵”的“保护伞”,说他是“吃屎的狗改不了,总跟党作对!”
邹广瑞的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他想入党的问题当然也就成了“痴心妄想”。有人找他谈话,希望他“识时务”,“顾大局”;多“抓革命”,多“参加活动”,“积极向组织靠拢”,否则就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但邹广瑞态度坚决:“不管怎么样,通信卫星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不能停。大不了,你们把我抓去坐牢!”问题便复杂尖锐起来。邹广瑞很快被划入另册,甚至有人扬言,要对他“老账新账一起算!”
顶着强大的压力,邹广瑞率领着全组成员依然坚持工作。当面不能干,就转入地下工作;白天要“抓革命”,就晚上加班“促生产”;干了工作不敢向领导汇报,就自己悄悄在工作本上做记录;工作上遇到了困难不敢向上级反映,就大伙偷偷想办法解决。总之,卫星不能耽误。后来有人回忆说,这一时期的工作很像当年的地下共产党。不同的是,现在没有看得见的敌人,只有看不见的“对手”,这个看不见的“对手”,便是当时“左”的政治。这种“左”的政治像一双无形的巨手,随时可以抓住你的手脚,卡住你的脖子,让你心有余悸,不得安稳。
当然,领导中也有暗中支持的。比如,研究所有一位已经当了18年书记的老书记,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压力,他不敢公开表态表示支持,便等到夜半三更时,一个人打着手电,顶着雪风,偷偷摸摸地跑到实验现场去看邹广瑞他们加班。当他亲眼看见卫星小组的专家们饿着肚子,冒着风险,背着黑锅也在坚持搞卫星控制系统的试验时,这位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书记被深深感动了!他含着热泪对卫星小组的专家们说:“你们就好好干吧,我这把老骨头支持你们!”可等第二天一到公共场合,这位好心的老书记面对那么多双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眼睛,又有话不敢言了。因为那随处可见的大字报和时时可闻的革命口号声实在令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看不见的病毒
纵观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史,长期清贫而又劳累的日子酿造的结果,便是生命之花的快速萎缩与凋谢。在“文革”荒唐的岁月里,除了政治对航天人精神的折磨,还有病魔对他们生命的摧残。邹广瑞领导的这个卫星小组的专家,由于长期以来工作过于劳累,物质生活又太贫困;再加上那个年代给人造成的某种精神负担,因此大多数人的身体不是这儿有毛病,就是那儿有问题,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健全的身体。
一次,卫星小组的一位专家病了好几天了,可他依然坚持加班,直到周末的晚上,他肚子疼得实在不行了,才同意去医院。然而当邹广瑞等人将他送到中关村医院时,由于这个专家是个“臭老九”,值班医生不收。这位专家疼得在急诊室的地上打滚,照样没人管。最后,邹广瑞火了,背着这位专家直接跑到了院长家,这才不得不让这位专家住进了医院。经医生诊断,这位专家得的是急性盲肠炎,而且已经穿孔了,必须马上手术!手术就得有亲属签字,可这位专家两地分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此危急之际,邹广瑞什么也不顾了,拿起笔来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位专家总算得救了。可他身体刚好一点,又坚持回到组里加班。邹广瑞劝他回去休息,他却说:“休息什么呀?现在到处乱哄哄的没人管,我们再不自觉地加班干活,卫星什么时候才上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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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上面不让干,邹广瑞他们完全可以不干,但他们偏偏冒着风险也要干——白天怕人看见,就晚上偷着加班,常年如此,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每次加班,一般都要到凌晨一二点,有时甚至还通宵达旦。实在困了,便用一件棉大衣一裹,往地上一躺,凑合着睡上两三个小时,第二天再接着去“抓革命”。等到一天的“革命”结束之后,吃过晚饭再偷着去“促生产”。他们常年如此加班,不但没有一分钱的奖金,没有一分钱的夜餐补助,甚至连一包方便面也没有。每次加班到深夜,一旦肚子饿了,他们就用一个小铝锅,做点面条吃了接着再干。有时馋得实在不行了,有人就对邹广瑞开玩笑说:“组长,你就请一次客吧,我们实在馋得不行了!”邹广瑞就把自己兜里仅有的零钱搜集起来,然后跑到街上买上几个面包回来,大家掰着吃。有时干脆买上一把挂面,回来用清水一煮,再用酱油一泡,大家分着吃。由于几乎每天晚上加班吃的都是酱油泡面条,有人开玩笑说:“卫星里都有一股酱油面条味了!”
邹广瑞后来说,我这个当组长的,当时最感到惭愧的一点,就是拿不出钱来给大伙买点东西吃。因为我们的工资很低,加上大多数人都是两地分居,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欠债。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是:“借半年,攒半年。”说的就是每次探亲时就借钱,回来后用半年的时间还债。债还清了,再攒上半年的钱。等到第二年探亲时,再给同事借钱。如此循环下去,便总有还不清的债。当然,也有令我感到最欣慰的一点,那就是尽管大伙熬夜吃的是酱油泡面条,但个个都吃得津津有味,心甘情愿,没一个人有一句怨言。
但不久,一位叫马景阳的专家,因积劳成疾,患了肝炎,被迫住进了医院。面对这位情同手足、不幸倒下的病友,邹广瑞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滋味。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哪怕有一点时间也去看看马景阳。他当然知道肝炎是会传染人的,搞不好,自己随时都有被传染上的可能。但他不怕,他几乎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只知道马景阳是病人,就应该去亲近他,安慰他,就应该让他感受到那个年代本来就少有的温情。“臭老九”本来就没人理没人管,如果他再不理再不管,还算人吗?所以,他每次去看望马景阳时,明明知道有传染,照样与马景阳握手,照样同他紧挨在一起,送水喂药,谈这谈那。因为他知道,身处病中的马景阳这时什么都不怕,最怕的是大家会疏远他。
在此期间,卫星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和邹广瑞一样,没有一个怕传染的。一当得知马景阳患了肝炎后,他们不是躲避,更不是装着不知道,而是马上赶到医院,围坐在马景阳的身边,问寒问暖,细心照料,生怕对马景阳有一丝一毫的疏远。他们知道,马景阳的病都是这么多年搞卫星给累出来的,他现在人虽然暂时离开了卫星小组,但彼此的心却不能有丝毫的生分。因此,他们和自己的组长邹广瑞一起,到处为马景阳寻方找药。最让他们感到痛苦和羞愧的,是很想给马景阳买点营养品好好补补身体,却又苦于囊中羞涩,实在拿不出什么钱来,便只好大家一起凑出仅有的一点钱,为马景阳买去一点可怜的鸡蛋和挂面。他们能尽心做到的,就是在马景阳住院期间,始终坚持轮流对马景阳进行看护。
结果,卫星小组里有六七个人都先后被传染上了肝炎。这对卫星小组无疑是一场灾难。可他们不但对马景阳没有一点怨言,反而还对马景阳严加保密,生怕他知道后会影响他的病情。而马景阳并不知道是他给同事们造成了不幸。由于他的病拖的时间太长,等到医院检查时,已是肝硬化晚期了。可他依然坚持躺在病床上看图纸,每次邹广瑞他们去看他时,他总要对通信卫星的问题问这问那,并说:“你们就别来看我了,这样太浪费时间,会耽误卫星研制工作的。”后来他知道自己不行了,连医生给他开的稍好一点的药也不吃了。他十分诚恳地对医生说:“这些药花的都是国家的钱,挺贵的,就别再给我开药了,反正我吃了也是浪费。”他去世的那个傍晚,卫星小组的人全都围在他的身边,拉着他的手痛哭不止。临死前,他只说了一句:“希望你们一定要把通信卫星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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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邹广瑞也无法忘记那个痛苦而凄凉的傍晚,他用小车推着年仅40岁的马景阳,在虽然洁白却很阴冷的走廊里一步一步地走着,长长的走廊里除了沉缓的脚步声,便是他身后卫星小组全体成员一片哭泣声……
马景阳的不幸离去,无形中为卫星小组增添了一种悲壮的气氛。一夜间大家仿佛都有了一种豁出去的感觉,并达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与共识:既然是中国人,就要为中国争一口气,就要为自己的国家在太空抢占一个地盘。不然,愧对祖宗,愧对子孙,愧对历史!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赤道上空的那条同步轨道,一共只允许发射120颗同步通信卫星。中国发射通信卫星的最佳位置,是在太平洋的上空,而这个位置又恰恰是日本、印度尼西亚和苏联等国激烈争抢的地方。中国若在有限的时间内不把本国的卫星打上去,那么这个位置就将永远被别国占领。
于是,邹广瑞他们将悲愤转化为一种大胆而超常的力量,为了通信卫星,他们可以舍弃一切。甚至,后来当有关部门要派邹广瑞等人出国时,他们也坚决不去!上级只好改派年轻人去。可几个年轻人已经到外语培训班学了两个月的外语了,竟然又跑回来,找到邹广瑞说:“你们老同志干了那么多年累了那么多年苦了那么多年都不去,我们年轻人怎么有资格怎么有脸面怎么好意思去?为了搞出通信卫星,既然你们都不去,我们也不去!”结果,无论是老同志还是年轻人,全都留下来搞卫星,一个也没去。
后来的日子总算有了一点起色。粉碎“四人帮”后,邹广瑞他们的卫星小组得到了通信卫星总体设计师孙家栋、通信卫星总指挥刘传诗以及副总设计师戚发轫等人的大力支持。他们10年来苦苦研制出来的通信卫星的“消旋控制系统”,经有关专家和部门鉴定,也决定采用。事后证明,他们的这一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案,不仅在国内是首创,在国际也是一流。曾经是党员后来又不是党员的邹广瑞的历史问题,也有了一个说法。这位20年来一直坚持写入党申请书的卫星专家,当写到也许是300份也许是500份甚至可能是1000份入党申请书时,终于被党组织重新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然而,当这一渴盼已久的时刻真正到来时,这位头发花白、年近60,其小传已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的杰出的卫星控制专家,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热情与激动,只有在今后的人生路上应该怎样做人以及如何再为自己的国家多做贡献、多出智慧的冷静思考。
将军的遗憾
他是林彪的人吗?
1972年4月的一个傍晚,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军神色凝重地坐在回家的车上。北京的春天来得快,走得也急,整整一个春天,罗舜初几乎还没有意识到春天的到来,大好春色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罗舜初和往常一样,走进家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他那张宽大的写字台前,习惯地点燃一支香烟。罗舜初的一大嗜好,是抽烟。他抽烟的历史,几乎与他的生命一样久长。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可能未必了解他抽烟的历史,但一定知道他抽烟的厉害。他每早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抽上一支烟,每晚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情,也是抽上一支烟(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至于从早到晚中间这段时间里他到底抽了多少支烟,恐怕就难以统计了。尤其是当他主持会议或思考决策某项问题时,他更是吞云吐雾,左右开弓,一支接一支,连续几小时可以保持不断。
罗舜初今天的烟,比往常抽得还要厉害。下午,在科委机关的大会上,有人宣布了中央的决定:罗舜初同志暂不参加科委党委常委工作,集中精力检查交待问题!他听了后像没听见一样,照常点燃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一句话也没说——觉得没有必要说。他只平静地坐在那里,好像早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他草草收拾了一下东西,便回家了。回家的路上,司机照常开车,没有觉察出首长与平常有什么不同。而坐在车上的他,在短短的途中,似乎把一生的问题都想透了。
罗舜初到国防科委工作后,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和过于繁忙的事务,使得他的生活极不规律——常常是下午三四点钟吃午饭,凌晨一两点吃晚饭。而只有一个规律多年不变:每天下班后一到家,找他谈论各种工作问题的电话总是接连不断。甚至有时到了12点,依然还有铃声响起。然而今天,他坐家里已经抽完了半盒烟,两部电话像是被人掐断了线似的,始终一声不响。
当晚,罗舜初将军按平时的习惯,照常上床睡觉。两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夜晚,罗舜初正协助周恩来组织指挥中国第一颗“东方红1号”卫星的发射工作,已经年过半百、身上又多处留有战伤的他居然和年轻参谋一样,坚持昼夜值班,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警卫员从他仅有的300元左右的工资中拿出一半的钱为他买了“中华”牌香烟。当时的“中华”香烟是五角钱一包,即是说,他一个月就抽了300包,每天平均200支!直到“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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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中央军委下达了要搞“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研制工作的指示。1970年11月9日,他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了“11·9”会议,上百名科学家济济一堂,热烈研讨了通信卫星、导航卫星、侦察卫星和载人飞船的问题,对有关的研制、发射计划作了一系列的安排。尤其是通信卫星,大家一致认为应该作为重点中的重点,并确定由孙家栋担任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
“11·9”会议后,全国掀起了继1958年之后的又一股“卫星热”。但就在这时,林彪坠毁温都尔汗。于是有人利用林彪在“五·七一”工程中把国防科委作为借用力量以及罗舜初曾在东北四野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在林彪手下工作过这一事实,想乘机将罗舜初划入林彪线上的人物。甚至有人还当面向周恩来进谗言,说“罗舜初是林彪一军团的!”
面对这意想不到的攻击,罗舜初很冷静,也很坦然。多年来,他除了与林彪有过工作上的关系外,没有任何私交,更无“阴谋”可言。在“9·13”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当面询问过他有关情况。他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向周恩来表示说:“林彪出逃,我确实没有想到。之前他在工作上交待的几件事情,我确实照办了,但没有个人之间的私交。我与林彪的关系,可以接受组织的审查。”
经过审查,许多过去并不清楚罗舜初与林彪有关系的人这才知道,原来这位在战争年代曾在林彪麾下担任过被国民党称为“旋风部队”的东北野战军主力纵队的政委、南下时担任四野先遣兵团先头军军长的将军,建国后与林彪虽然同在北京,却从未去过林彪的驻地毛家湾,也从未与林彪或叶群直接通过电话,更无其他不正当的“秘密来往”。他与黄、吴、李、邱虽然同在黑土地上并肩战斗过,但这么多年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外,私下并无任何交往,甚至连他们家住何处,他也不很清楚。他留下足迹最多的地方,除了中南海西花厅和聂荣臻元帅的住地,便是国防科委所属的各个基地和研究所。于是,“9·13”事件之后不久,周恩来出于对他的全面了解,决定由他负责国防科委的日常工作。但有人对他另有“看法”,下决心要将他赶出国防科委,彻底搬掉这个顽固不化的倔老头!
1972年2月25日,中央派赴国防科委学习小组进驻国防科委。之后,有人上蹿下跳,四处活动,煽风点火,巧设名目,直至今天下午,突然向他宣布:马上停止工作,回家待命!
因此,罗舜初要在这个晚上做到无动于衷,安然入睡,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
“毛先生”与红缨枪
第二天,罗舜初的心情平静多了。从他扔掉打狗棍投身于红军队伍那一刻起,他的命运似乎便与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紧紧连在了一起。人生旅途中各种刀光剑影、风起云涌、险象环生、变幻莫测的事情,他见得多了,也经历得多了。因此,他一旦从高官要职退下来,会比常人显得平静。
1972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刚吃过早饭,罗舜初便把全家召集一起开了个小会。他一边抽着烟,一边若无其事地说:“我下台了,以后你们要更好地学习更好地工作。关于我的问题,你们不要有任何牢骚怨言,要相信我,也要相信组织,相信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说完,他又回到屋里,继续抽烟。
第二天,罗舜初便开始闭门读书。
罗舜初读的第一本书,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选”他过去是读过的,但平常由于太忙,所以实在没有时间通读过一遍。现在好了,一切繁杂的事务皆抛脑后,可以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将“毛选”读上一遍了。于是,他每天吃过早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读“毛选”。他读得极为认真,极为仔细,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读。他一边读,一边用红蓝铅笔画上许多红道道,有时还写上几句或者一段心得体会。而且,他一边读,一边想,读得如痴如醉,想得苦不堪言。渐渐地,他恍惚感到自己不是在读书,而简直就是与毛泽东在一起亲切交谈。每当拿起书本,那些许多年前与毛泽东有关的事情,便会从字里行间中一一浮现出来。
罗舜初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29年。心情忧郁的毛泽东那年到闽西养病,路过福建上杭县时,在罗舜初的家乡大洋坝村住了一个晚上。大洋坝村的老乡当时叫毛泽东不叫“毛委员”,而是叫“毛先生”。在村里住下后的“毛先生”当晚并未上床睡觉,而是蹲在一盏油灯下,挑灯夜读,通宵达旦。罗舜初当时是少先队总队长,为保护“毛先生”的安全,他率领着十几个打着光脚板、扛着红缨枪的少先队员围在“毛先生”住房的四周,给“毛先生”站了整整一个晚上的岗。这天晚上,“毛先生”那挑灯夜读的身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年后,罗舜初参加了红军,后来任了作战参谋。当了作战参谋的罗舜初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的接触日渐增多,彼此渐渐熟悉起来。由于罗舜初年轻而又个子瘦小,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首长都喜欢管叫他“小罗”。
一次,毛泽东和罗舜初聊天,聊着聊着,罗舜初顺嘴就说了一句,主席,我几年前就认识你了。毛泽东不解,问,几年前你还是个娃子,怎么认得我?罗舜初说,你在我的家乡大洋坝村读过整整一个晚上的书。毛泽东听后恍然大悟,开怀一笑,咳!那晚领着一帮娃子为我站岗的,原来就是你这个小伢子呀!
此时的毛泽东已在瑞金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故这一时期的毛泽东陷入了孤独苦闷之中。但智慧的毛泽东仍然十分关注敌我状况,从不放弃任何获取军事信息的机会,一有“战机”,他便向罗舜初打听各种有关的军事情报。罗对当时的上层政治斗争虽然并不十分清楚,可在感情上却偏向毛的这一边。因此,每当毛向他打听有关的情况时,他总是将他所知道的军情如实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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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返军中,再次接过了统帅红军的指挥棒。于是,在赤水两岸,在大渡河畔,便能见到一个精明能干的瘦个子参谋总是紧紧跟随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后。这个瘦个子参谋,便是罗舜初。由于年轻、机灵、精明而又能干的罗舜初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后来才有了毛泽东两次写信推荐罗舜初上学的故事。那是在延安,已经当了中央军委二局副局长的罗舜初有一次同毛泽东闲聊时,谈到了自己理论基础差很想去学习的打算。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年轻人应该多学习,是件好事情。并当即给中央党校写了一封推荐信。没想到的是,当罗舜初拿着毛的推荐信跑到中央党校时,中央党校竟以罗舜初文化基础太差为由而谢绝接收。罗回来向毛讲明情况后,毛很是生气,当场便将那封信一把撕了个粉碎。而后挥毫运笔,又给在抗日大学的罗瑞卿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样,罗舜初才总算跨进了抗大的校门。
罗舜初在抗大学习期间,毛泽东也很关心他的学习。每次罗舜初回机关时,毛泽东都要问问他和其他同志的学习进度情况。当毛泽东听说有些课程讲得太深太快时,还找到罗瑞卿交换意见,希望以后注意改进。以至于后来罗瑞卿跟罗舜初开玩笑说:“好个小罗,你竟敢到毛主席那儿告我的状!”
罗舜初从抗大毕业前夕,朱德老总从前方发来电报,点名要罗舜初到八路军总部去担任作战科科长。毛泽东欣然应允。出发前,罗舜初去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对罗说:“有些同志不愿去前线,你却愿意,这很好。希望你到了前线后,要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好好锻炼自己!”
建国后,毛泽东当了中国的领袖,依然没有忘了罗舜初。毛有时同罗相遇,如果有时间,就叙叙旧,没时间,就握握手。1955年,罗舜初被授予中将军衔。授衔那天,毛泽东刚一握住他的手, 便和他开玩笑说:“现在革命成功了,你怎么还这么瘦啊?以后要像我一样,多吃点肥肉,长胖一点!”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只要有机会见到罗舜初,也总要问上几句。有时实在太忙,也会点点头,握握手。就在两年前——“东方红1号”卫星发射成功之后的“五·一”节之夜,罗舜初领着卫星功臣们登上天安门后,还受到了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见。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握住他的手时,还亲切地管他叫“小罗”,还风趣地跟他开玩笑:“小罗,你怎么还这么瘦啊?是不是打卫星给累的?以后一定要多吃点肥肉,再长胖一点!”
罗舜初一边读“毛选”,一边回想一些事情,不到一月便将“毛选”四卷全部通读了一遍。他又关起门来,读《史记》,读《西游》,读《三国》,读《水浒》,读《唐诗》,读《宋词》,甚至连《聊斋》、《红搂梦》这样的作品,也读得如痴如醉,有滋有味。累了,他便到外边院子里走走,或者就在屋子里甩甩胳膊蹬蹬腿,要不就是背起手来一边踱步,一边轻轻吟诵着那首他最喜欢的魏武帝曹操的《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吟罢,他似乎便有了一种“壮心不已”、“志在千里”的感觉。于是,他竟然又开始学起了英语。每当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周末回到家时,他便让儿子给他纠正纠正发音,考一考单词,再批改批改作业。像一个京剧演员,一招一式地苦练着随时将可能在台上施展的基本功。
然而,当他的思绪一旦回到浑浑噩噩的现实时,他又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他更没想到的是,他虽然已经离开了权力舞台的中心,可有人依然还很在意他的存在。
听怀仁堂的,还是克里姆林宫的?
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周恩来对进驻国防科委的学习小组发出指示:在“十天之内,百人之内”结束对国防科委的清查工作,并尽快提出新的领导班子名单。接着,在内定国防科委领导班子时,周恩来提议,让罗舜初继续留在国防科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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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时期的周恩来,政治地位已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状态,说话的分量也大不如从前了。“9·13”事件之前,由于“四人帮”与林彪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周恩来也就因祸得福,未被推到党内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但“9·13”之后,随着林彪集团的消失,周恩来很快成为“四人帮”的对立面。于是,无论是作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周恩来,其方方面面的关系都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两难境地之中。加之“四人帮”的得力干将的直接干扰破坏,使周恩来想让罗舜初继续留任国防科委工作的计划化为泡影。
罗舜初面对这一现实,既不感到有什么惊诧,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仿佛一切尽在意料之中。其实,作为一个多年工作、生活在国防科技战线的将军——中国一次次重大发射试验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罗舜初何尝不愿重新出来工作,何尝不愿回到他所熟悉的工厂、试验室、研究所、发射场,何尝不愿让自己再次投身到国防科技战线那浩浩荡荡、狂奔不息的千军万马之中,让自己那昔日挂满征尘的生命,在今天火箭的隆隆腾飞中,再最后重温一次强国的梦想!他的真实想法是,如果能让他出来工作,大的建树不敢说,但至少他可以做到一点,就是把“左”的政治对国防科技工作带来的干扰和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罗舜初想到的并非只是他个人的命运与前程,而更多的是对周恩来的担心和忧虑。作为一名多年处于政治旋涡中的将军,他深知此刻周恩来的处境。他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仗义执言,敢做敢为,尽管现在的他身处逆境,但他不愿让别人来为他操心麻烦的事情,更害怕自己的祸水一不小心引向他人——尤其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的存在,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甚至说,周恩来简直就是他命运的保护神!
罗舜初初识周恩来,略晚于毛泽东,但都在同一时期,即中央红军在苏区那段充满了苦涩与温馨的日子。当时的周恩来是红军中军事指挥的核心人物,与作战参谋的罗舜初在工作上自然便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恩来像毛泽东一样,依然喜欢叫罗舜初为“小罗”。当时红军的总部机构比较简单,负责作战的一局局长时常空缺,局下面又未设作战科长,所以通常是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红军领导直接对几个作战参谋。这些参谋的权力说大很大,大到总的方针确定之后,参谋们便可根据朱德、周恩来和刘伯承的意图起草电报,安排部队的行军、打仗、住宿等;说小也小,小到有时连传令兵的差事也干。当时的通讯设施极为落后,电话线很短,无线电台一个军团才摊上一部。有时要赶着传达总部首长的命令,参谋们便只有充当临时通讯员,亲自跑上几十里的路程。由于罗舜初勤学肯问,办事细心,很受首长们的喜欢。周恩来一旦有了什么事情,也喜欢叫“小罗”去办。有时外出了解情况,或者查看地形,也总要带上年轻、机敏而又能干的他。有几次罗舜初在处理问题时不合洋顾问李德的意,惹得李德大发脾气,又吵又叫。这时周恩来便会站出来说上一句:“这事是我让他办的。”才使罗舜初逃脱难关。
周恩来不仅只在工作中关心、培养罗舜初,在生活上也处处给予照顾。当时苏区的生活十分艰苦,平常想要改善一下伙食,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邓颖超当时刚从白区到来不久,手头多少还攒了一点“私房钱”。当她看见周恩来的身体日渐消瘦时,便拿出仅有的一点“私房钱”,要为周恩来改善一下伙食。周得知后,便说:“把小罗也叫来吧,他的身体也够瘦的了!”可当邓颖超做好饭菜叫来“小罗”时,“小罗”却不管两人如何再三劝说,就是不动一下筷子。以至事隔多年后的1959年的一天——那天是周恩来的生日,周恩来开完会后,特意请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罗舜初等到家做客。当邓颖超端着热腾腾的水饺上来,一见罗舜初时,还对大伙说:“这个小罗呀,当年在苏区时,我们请他在家吃饭,他就是不动一下筷子,可气人了!”
遵义会议期间,罗舜初和周恩来在工作上更是愈加密切。由于遵义会议事关重大,周恩来是空前的劳累而又繁忙。为减少周恩来的劳累,周恩来每天在会上的发言稿,几乎都是由罗舜初代笔的——每晚到了深夜,周恩来便斜靠在床头,先闭上眼睛思考一会儿,然后再向罗舜初口述。周一边口述,罗一边记录。罗记录完后,请周过目。周审阅改定后,第二天便以此作为大会发言的讲话稿。后来有人说,罗舜初算是周恩来的得意弟子。因此,罗舜初不仅工作作风、思维方式、接人待物等方面很像周恩来,甚至在书写字体上也明显有着周恩来的笔锋。
当然,年轻、机灵而又能干的罗舜初不仅深得周恩来的厚爱,也讨其他中央首长的喜欢。红军撤离苏区前夕,陈毅想让罗舜初留在苏区,曾找到罗舜初说:“你留在苏区,和我在一起,愿意吗?”
罗想了想,回答说:“我服从组织分配,在哪儿都行。”
陈毅知道周恩来喜欢罗舜初,便又找周恩来商量,周笑了笑说:“不行啊,小罗我这儿还需要,还是让他跟我走吧。”
但等到红军过雪山时,罗舜初和周恩来就不得不暂时分开了。那段时间里的罗舜初身处重病之中,连坐都坐不起来,行军途中只能用担架抬着走,给军委机关的行动造成了困难。为了照顾罗舜初的身体,周恩来亲自找罗舜初谈话说:“你的身体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你先留下来,和朱总司令在一起,编入左路军,过几天再北上。”罗舜初便留在了“左”路军。没想到,他留下的这段历史,几十年后竟然像魔术般地变成了他“反党”的“罪证”。
1949年大军南下时,罗舜初留在了湖南。不久,又被召回北京。周恩来找他谈话,说:“为了建设新中国,决定你到海军去工作。那儿很需要人呢!”于是,1950年初,罗舜初出任海军参谋长。此后,他与周恩来在工作关系上,又开始密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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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舜初在海军分管外事和装备,多次随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去过苏联,并与斯大林见过面。一次,斯大林与中国代表团会面时,还指着罗舜初对周恩来说:“周总理,你们的干部真年轻啊!”后来,斯大林去世时,罗舜初还随周恩来一起到苏联参加了斯大林的葬礼。尽管如此,后来担任了海军副司令员的罗舜初,在与苏联的整个外事交往中,却始终坚持一个独立国家应该坚持的原则,以及中华民族神圣的尊严与自己独特的个性。
众所周知,50年代初期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可谓情同手足,亲如兄弟。中国在与苏联老大哥各方面的交往中,许多事情几乎是俯首帖耳,言听计从。中国的海军在武器装备等等问题上,最初的基本模式也是沿袭的苏联那一套。罗舜初当时主管海军的外事工作,许多事情当然也得尊重苏联老大哥的意见。但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他又始终坚持一条:既不卑不亢,又有理有节;既尊重对方,又不盲目服从——坚决按照周恩来制定的外交原则办事。甚至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有一次他还和苏联专家拍过桌子,发了脾气。
那是1958年,苏联太平洋舰队首次访问中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外国舰队。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舰队要对另一个国家进行访问时,必须遵循两条原则:第一、军舰不能靠岸;第二、要升东道国的国旗。但苏联太平洋舰队访华之前,当罗舜初在上海同苏联代表谈判时,苏联代表竟以“老大哥”自居,态度十分蛮横,既不肯在中国的海域上升中国的国旗,又要坚持让军舰停靠在上海的码头上。面对如此态度,罗舜初义正辞严,毫不客气地说道:
“贵国舰队访问中国,我们表示由衷的欢迎。但我们有我们的主权,我们有我们的尊严。两国交往,就得按照国际公约办事,这是常识,也是用不着讨论的问题。”
可一连谈了几次,苏联代表仍坚持原态度不变。最后,罗舜初一下火了,桌子一拍,说:“我们的态度很明确,第一、你们的军舰不能靠岸;第二、必须升我们的国旗。能否做到,你们先好好想想,等想好了,再来告诉我!”说完,拂袖而去。
最后,苏联代表只好照章办事。
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罗舜初也同样有自己的原则。他始终强调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反对全盘照搬。这样便引起个别苏联专家的不满,时常发生争执。当苏联专家有时硬要他服从他们的意见时,罗舜初便反问说:“我是中国的官员,你说我是该听怀仁堂的呢,还是听克里姆林宫的?”
这件事情,后来还是有人告到周恩来那儿去了。周恩来找来罗舜初,问明情况后,说:“你坚持原则是对的,但以后要注意外交策略。”而后,又和罗舜初谈了谈有关如何处理好与苏联的关系以及海军的基本建设和发展方向问题。
因此,罗舜初在海军工作期间,遵循的基本都是周恩来的思维工作方式,同时与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工作上也有较为频繁的接触。彭德怀每次召开有关海军的会议时,总喜欢叫上罗舜初参加,因为罗舜初对各方面的情况都很熟悉,甚至连某些很具体的参数也了如指掌。彭一旦有了什么问题,罗当场便可给以答复,并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彭德怀每逢检查海军工作时,也要点名让副司令罗舜初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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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的是,此事后来也成了罗舜初的一大罪状。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打倒。在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上,当大家议论到林彪的一些观点时,罗舜初说了几句“有些观点我感到不太好理解”之类的话,有人便告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听后,说了一句话:“罗舜初这个人,早在东北的时候就开始反对我了。”再加之罗舜初平时与彭德怀在工作上交往甚多,故海军反右时,便给他罗列了一大堆罪状。诸如“反对毛主席建立强大海军的指示”、“反对苏联专家”等等,将他定论为“彭德怀安插在海军的一颗钉子”,“是彭、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海军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并准备将他连同彭德怀一网打尽。
罗荣桓得知此事后,经过调查研究,并向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罗舜初这才免遭厄运,得以从轻处理——免去海军副司令员的职务,然后安排去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这一“学”,便“学”了整整3年。3年中,他对海军的建设问题做了一次深刻的反省,同时对政治斗争中的许多问题也做了一次透彻的思考。最让他深深忧虑的,还是海军的建设问题。从战争的血火中走过来的他,知道中国的海军并不强大,知道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非常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不然的话,历史的悲剧迟早都会重演。因此,从他出任海军参谋长第一天起,他就一心为着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而积极努力。至于其他,他从来没有想过。但没想过的事情偏偏落在了他的头上。他最终还是被赶出了海军,像一位运动员离开了赛场,像一个士兵离开了战场,他胸中纵有奇韬大略、雄兵百万,也无可奈何,万般枉然!
1962年,罗舜初终于度过了炼狱般的3年政治学习。随着政局的改变,他的不是问题的“问题”得到缓解。在考虑他工作安排时,罗荣桓元帅为尊重他的意见,专门找到他,问他还愿不愿回海军工作?他的回答很简单:从感情上说我愿回海军,从工作上讲不宜回去。于是,罗瑞卿和聂荣臻在讨论他的分配时,考虑到国防科技工作比较重要,决定先让他到新建的国防部十院工作。1965年3月,经周恩来提议,他又出任国防公办副主任,同时兼国防科委副主任。
从此,他与火箭、卫星交上了朋友。
1970年4月24日,发射中国第一颗“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时,他是现场总指挥。卫星上天后,他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和欣慰感。然而,正当他憋足力气,想让这种辉煌再现时,他却被一种看不见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左”的政治力量击倒了。如同一名正在前方冲锋陷阵的战士,突然被人在身后放了冷枪!
历史究竟是什么?
1973年,罗舜初的问题开始升级。
一天,他闭门读书的宁静终于被响亮的“革命”口号声打破了!他被“请”出家门,弄到一间冰冷潮湿、终日不见阳光的小屋子里,成天写检查,交代问题。
检查什么呢?交代什么呢?每天坐在小屋里发呆的罗舜初百思不得其解。为了革命,他投奔了红军。从投奔红军那天起,他便冒着枪林弹雨,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开始了革命。而且,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在他的感觉中,他一直是个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革命者,他也始终如一、忠心耿耿地在坚持革命。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革命者的命到头来反而还会被“革命”所“革”,这莫名奇妙的“革命”现在竟然也“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其实,罗舜初当初和后来参加革命的想法都很简单。开始就是想吃饱一顿饭,后来就想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创建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他也做了主,就想为自己的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把国家建设得富强一些,免得再受“外国佬”的欺负。所以,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一直是隐藏在他心中的一个梦想。
他实在想不通,我们这个党历来饱受“左”的危害,却为什么又始终摆脱不了“左”的影响?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防科技战线的工作就开始乱了。尤其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左”的政治思潮泛滥到了各个研究所、试验室和发射场,科学被政治替代,文明被愚昧混杂,“革命”的旗帜舞得呼呼啦啦,造反的口号喊得漫天价响,“政治第一”简直成了一枚佩挂在科学胸前的特等勋章!在这种情况下, 有人扔掉科研工作不管,却把“政治”当饭吃,居然正确,居然有功?!而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积极抓科研,抓生产,顶着来自“左”的各个方面的压力,苦苦支撑和勉强维持着国防科委的一系列工作,把各种人为的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的程度,这又错在何处,不对在哪里?!
一个星期过去了,罗舜初竟没写出一个字的检查。有人却给他罗列了一大堆罪状:在苏区时就参加了AB团;长征中跟着张国焘跑;在抗日战争中又打白旗又打红旗。有人还指控他在中央苏区就追随王明路线。甚至在一次帮助他提高认识的大会上,有人公然宣称:罗舜初在历史上有严重的问题,必须做出老老实实地交代!结果,全场哗然。因为凡懂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罗舜初早在红军时期便是一直在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身边工作的人物,在历史上怎么居然还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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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罗舜初还是被震惊了!从这天起,他真的开始检查起自己来了。是他害怕了吗?不是。可以这么说,从他参加红军那天起,到他靠边下台为止,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在刀光剑影的战场,还是在政治斗争的会场,“害怕”两个字在他生活的辞典中好像从来就没有过。“文革”中,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等相继进入领导岗位,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就在国防科委某局当参谋。身为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他,如果要讨好毛泽东,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给李敏升官晋级。可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当有人找到他,向他做出某种暗示时,他依然无动于衷。在讨论调整领导干部班子时,为了真正维护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威望,他根据李敏同志的具体情况,坚持做到对李敏和与李敏资历相同的人一视同仁,而并未对李敏的官衔给予照顾。而被林彪恨之入骨的罗瑞卿大将的儿子因为在国防科委工作,有人便提出,像这种人绝不能留在军队里,必须清除出去!罗舜初明知这个意见难以改变,也要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老子即使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株连儿子?这不是我们党的政策!”还有,深知江青底细的任白戈同志被报刊点名后,很快便被打成了“黑线”人物。他在二机部某厂工作的儿子有一次被人打成了重伤后无人过问,也没人敢去过问,适逢罗舜初到该厂做工作调查,得知情况后,当即便赶去看望,并指示有关部门要妥善处理好此事。
罗舜初对高干子弟如此,对普通干部也不例外。一次,从海军转来一封揭发信,揭发国防科委某个干部在外出差时议论江青的历史,散布不满情绪。对此,罗舜初完全可以将这个干部定上一个“反对中央首长”的“现行反革命”罪,然后再到江青“首长”那儿去报功领赏。可他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还以工作为由,将这位干部平调到下面的一个基地去任职。这位干部倒是保护住了,可罗舜初却为此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当时凡是知道此事的人,无不为他捏着一把汗!
罗舜初不仅对反对江青的人敢于实施保护政策,对“四人帮”的另一个头面人物张春桥也敢当面论战。一次,罗舜初与张春桥在天安门城楼上相遇,当罗舜初同张春桥谈及某件事情而发生争执时,罗舜初一气之下,竟当众与张春桥毫不客气地辩论起来,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到吃惊。既然如此,当有人在会上提出“罗舜初有历史问题”时,罗舜初为什么会马上认认真真地“检查”自己呢?
所谓“罗舜初的历史问题”,实在是一个复杂而又沉重的话题。1935年,毛泽东亲自率领的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川西北的毛儿盖,决定分左、右两路军向陕甘方向前进。由于此时的罗舜初身处重病之中,按照组织的决定,他随左路军行动。因此,他随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的军委直属队一部返回阿坝后,被张国焘编入四方面总部,从此便留在了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反对北上抗日的路线,便率部南下。就在西去阿坝的途中,罗舜初看到了毛主席、中央军委给左路军的电报。电报指示四方面军应立即北上,并明确指出:北上是生路,南下是死路。同时罗舜初还从电报的内容得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直属队,以及一、三军团已胜利通过草地到达了甘南岷县以西的哈达铺。兴奋之中的罗舜初当即便将电报的内容传了出去。没想到很快便被张国焘觉察出来。四方面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突然召开干部会议,在会上作了反对毛主席的讲话,并点了罗舜初的名,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忠实信徒。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军委直属队的哨兵突然被张国焘的部下所撤。罗舜初发现后,当时便发了火:“如果他们要进来缴我们的枪或者抓人,我就和他们拼了!”朱德和刘伯承得知此事后,马上找到罗舜初,明确指示说:“我现在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意见,今后不能随便说话。如果今晚他们进来,要枪给枪,要抓人就让他抓,不能与他们发生冲突。以后可能还会发生新的问题,要做好思想准备。”紧接着,军委直属队随左路军的电台以及机要科也被张国焘派人接管。不久,军委直属队的一部分人员分别被编入四方面军所属单位,罗舜初仍留在了司令部工作。但为了对司令部的工作实行监控,张国焘又派来几个参谋安插在司令部里。这时的刘伯承由于已被调到了红大当校长,对情况不清楚,便找到罗舜初,让罗舜初一定要想法给他通报情况。罗舜初处境也很危险,但凡是他知道的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情况,他都统统及时向刘伯承报告:或者利用行军途中的机会当面向刘伯承汇报;或者想法打电话悄悄透露。
在四方面军南下开往天全的途中,一天晚上,罗舜初与刘伯承住在一个房间里。刘伯承对罗舜初说:“朱总司令要我转告你,让你准备离开司令部。因为一方面你目前的处境不好,另一方面根据形势的发展来看,我们需要掌握空中的情报技术,准备让你到四方面军二局去学习这方面的技术工作。你自己有什么意见没有?”
“没有,一切服从组织的安排。”罗舜初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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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朱德总司令便亲自将罗舜初送到了四方面军二局,并由他担任了科长。
1936年夏,张国焘南下的错误路线走不通后,又向西康的甘孜地区进发。在此期间,罗舜初深感张国焘路线的错误,便常与身边的几个同事发些议论。有一次,罗舜初又与几个同事说:“我看呀,真正的右倾就是张国焘。李特我看也不行,老打败仗。以后我们二局的工作,全靠我们自己干。”此话很快便被传了出去。二局当即召开了支部大会,会上集中力量对罗舜初进行了批斗,说他反对张国焘,反对李特,对四方面军的领导不满。罗舜初也不示弱,他按照遵义会议的精神,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并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最后还表示说:“我说的意见,都是为了替红军的前途着想。如果我是反革命,就不会活到今天。要怎么办,随你们便,反正杀头、枪毙我不怕!”
主持会议的人见罗舜初的态度如此强硬,也没办法,便将情况报告了张国焘。张国焘虽然不满,但为了掌握敌军的空中情报,又离不开罗舜初。两天后,罗舜初所在的科里突然派来了一个人称“丫头”的年轻的译电员。另一名译电员偷偷告诉罗舜初说,这“丫头”是保卫局派来的,还带着手枪和马,是专门来监视你的,你可一定要小心一点!
果然,此后无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在工作期间,或者是每天晚饭后散步时,这“丫头”总是跟在罗舜初的屁股后面,将罗舜初的一言一行,全都摄入她的眼中。
朱德总司令知道此事后,很是着急,马上找到罗舜初,当面向他交代说:“我们很快就要和二方面军会合了,和毛主席他们也总有一天要会合的,所以,现在一定要学会忍耐,千万不要再增加我的难处。”罗舜初说:“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也很危险,我想活动一部分人员,拉出一支队伍出去打游击,然后到陕北去找毛主席!”“不行!”朱德立即制止说,“你这个想法很不现实,也很危险。你现在连翅膀还没长出来呢,就是长出了翅膀,也飞不到陕北去!今后一定要少说话,更不能闹事,搞不好,就会像胡底同志一样掉脑袋。要多做工作,少说闲话,事情总有一天会有结果的。”
这样,罗舜初仍留在了二局工作。当时,二局搞空中情报技术的只有罗舜初和二局的局长蔡威两人。蔡威对川军的技术情况比较熟悉,但对蒋介石的中央军的特点就不甚了解了。而罗舜初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经常同曾希圣同志在工作上保持联系,对蒋介石中央军在技术上的一些规律摸得比较透,所以他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便独立承担了搞空中情报的技术工作。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后,决定北上,到陕甘地区同一方面军会师。当队伍进入甘南时,二局局长蔡威突然不幸病逝。这样,搞空中情报技术工作的人员便只剩下罗舜初一个人了。朱德总司令马上指定由罗舜初代理二局局长,并又对他作了新的指示:要很好地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努力搞好情报工作。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到达陕北,与毛主席领导的红军会师。四方面军到达陕北保安后,罗舜初所在的四方面军的二局,被并入了中央军委的二局。接着,由曾希圣同志宣布了中央军委的命令,任命罗舜初为二局副局长。
这就是所谓的罗舜初的“历史问题”。这段历史除了朱德和刘伯承两人知道真情之外,其他的人并不清楚。因此,尽管这一时期的罗舜初始终心系党中央,心系毛主席,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可他毕竟直接在张国焘手下的四方面军工作过,毕竟担任过四方面军二局的代理局长,毕竟留下的是一段太敏感的历史。而这样一段历史,是很容易让人大做文章的。此前,罗舜初对这段历史其实并未在意。他觉得反正自己心中无鬼,也就不怕有人夜敲门。更何况自己的这段历史,早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后,朱德就特意向毛主席讲过:“小罗在草地因病留在左路军后,表现很好,同张国焘的斗争很坚决。”并对他这一时期的表现给予了表扬。1962年,他重新分配工作时,刘伯承也亲自对罗瑞卿说过:“罗舜初在四方面军那段期间,表现不错。”所以,关于这段历史,过去虽然有人提起过,但他认为已经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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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人竟然旧事重提,他决定利用写检查的机会,将这段历史写成一份书面材料,向中央军委作一次正式的汇报,以防止有人借机陷害,落井下石。于是,在1973年寒冬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罗舜初怀着极其悲愤而又复杂的心情,对几十年前那段用鲜血写就的历史又重新用墨水写了一遍。写完之后,他似乎还有些放心不下,又在结尾处这样写道:
这就是我在四方面军的简要情况。这些情况朱德委员长和刘伯承同志是清楚的。别的人不了解当时的内情,我也不能随便讲,因此建议组织上写信或者询问朱德和刘伯承二位领导同志,查明我在四方面军的工作情况和表现。
罗舜初去世后,有人在他的文件袋里找到了他唯一的这份“检查”。不知什么原因,已经被罗舜初将军写好的这段历史,最终还是没有交上去?
沉默,也是武器
就在罗舜初在小屋里写检查之际,他的家里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伙人,把他的办公桌的锁撬了,保险柜抬走了,其他各种书刊、报纸和文件,也统统被翻了个底朝天。回家后的罗舜初面对此情此景,是颇有感慨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明日就可能成为阶下囚。命运,就是如此的难以琢磨,无法把玩。不过,罗舜初又是平静的。全社会都是如此,个人又有什么办法?像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贺龙、罗瑞卿这样的大人物都不能免遭不幸,他一个小小的中将,一个靠了边的国防科委副主任,又怎么可能躲过这人造的厄运?
于是,他以沉默对待一切。
他每天照样“上班”,照样走进那间属于他的阴冷潮湿而又没有阳光的小屋,照样检查,照样交代问题。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的过去,罗舜初的心病也在开始加重——他不得不为中国的“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深深忧虑起来。本来,“东方红1号”卫星上天之后,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完全可以按部就班、有规有矩地进行下去,而且用不着几年时间便可进入正常的发射程序。但4年过去了,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不少环节还处于盲目无章、停滞不前、甚至一片瘫痪的恶性状态。自他靠边后,许多应该解决的问题没人解决,不少应该过问的工作没人过问,革命的红旗的确天天都在高高飘扬,卫星却始终躺在地上无人问津。他为此十分着急,而又深感力不从心。
终于,罗舜初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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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阴冷的下午,从北京大学回来的儿子一到家,便叫了一声“爸”,可屋里没有一点动静,忙进屋一看,父亲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儿子急忙上前,在父亲的额头用手一摸,才知道父亲正在发烧,一量体温,高烧39度多!儿子急了,急忙给国防科委门诊部挂电话,可恰逢周六,医生都下班了,找不着人。儿子急忙将父亲送往北京医院。到了北京医院,医生看过病历后,说:“他属于军队的高干,军队高干的病历都转到解放军301医院去了,应该由301医院接待。”儿子忙说:“医生,我父亲的病很重,你就先收下他吧!”医生很认真:“他是高干,我们不能收。”儿子忙退步:“我们不住高干病房,你就按普通的病人收下他吧!”医生很负责:“那怎么行?你父亲是高干,就应该去301医院享受高干待遇。再说,万一有个什么,他是高干,我们怎么负得起这个责任?”北京医院简单开了些药,便让他们再想办法。儿子只好又与科委门诊部联系,对方回答没有医生。儿子再与301医院联系,对方回答没有高干病床。无奈,儿子只好又将父亲送回家中。
经过一番折腾的罗舜初回到家里后,脑子似乎比先前清醒多了。此时,寒冬的夜晚已经降临,喧闹了一天的北京城开始沉入寂静,唯有窗外的雪风还在扯着嗓门,一个劲地吼着。躺在床上的罗舜初显得很平静,他对住不了医院一事似乎并无一点怨恨,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两天来,躺在床上的他想了不少问题,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通信卫星。在他的一生中,凡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他每次都圆满完成,而且还完成得很出色。可这次,已经几年过去了,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不但没有完成,反而还遥遥无期,很难往下进行。如果病中的他就此躺下不起,岂不愧对历史,悔恨终生!奇怪的是,据他儿子后来说,两天来他居然做了很多很多的梦,有些梦是在不知不觉中做的,有些梦是在半醒半睡中做的,有些梦则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做的。而且,这些梦大都是关于国防科技、关于火箭卫星的,一个比一个宏大,一个比一个辉煌,一个比一个惊心动魄,震撼人心。可当这一个个辉煌的美梦醒来之后,呈现在他面前的,仍是一个个冰冷的现实。
“小明!”昏睡中的罗舜初突然叫起了儿子的名字。“爸。”正在生气的儿子听见父亲的叫声,急忙来到床前,拉住父亲的手。“你还记得10年前我生病的事吗?”罗舜初问。儿子当然记得。那是1964年春的一天,父亲突然晕倒在一个现场会上。为了搞清他的病症,经贺龙、聂荣臻和罗瑞卿3人批示同意,决定由协和医院、北京医院、301医院和宣武医院4家联合起来,为父亲做了一次脑血管造影检查。检查结果:脑血管堵塞形成侧枝循环。为了治好父亲的病,聂荣臻还从国家有限的外汇中拨了点钱,专程派人到香港去购买了一些最先进的药物回来,以供父亲服用。只是,分管父亲的医生当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情况好的话,能保持十年。”
“小明,”罗舜初继续说道,“我算了一下,今年正好是第十年,可能是我的老毛病又犯了。这次……”儿子说:“爸,没事的,你放心。”罗舜初继续说道:“其实,生老病死,没什么可怕的。我的那些战友,不少人都死在了战场,我却有幸活了下来,而且活到了今天,比起他们,我是一个再幸运不过的人了。只是,有些很重要的工作,我还来不及做。这次如果我挺不过去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照顾好你妈妈。另外,不要对党有什么意见。”儿子望着父亲,眼泪忍不住地流了出来。父亲有病住不进医院,儿子当然着急,可一时又无可奈何。
警卫员这时走了进来,把罗小明拉至一旁,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给周总理打个电话。”罗小明一听有道理,再说也别无他法,便找出父亲的电话本,然后挂通了周总理值班室的电话。
大约10分钟后,周总理值班室打来电话,说:“301医院现在已经同意接收了,你们赶紧去吧!”躺在床上的罗舜初尽管昏昏沉沉,还是听出了儿子打电话的意思,忙叫过儿子,说;“你们怎么又给周总理添麻烦了!我早就说过,不要去打搅总理。”这时,301医院打来电话,说床位已经腾出。罗舜初这才住进了医院。一检查,急性肺炎。接着又查出了脉管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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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江青在国防科委“放火烧荒”,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在国防科委拉开了序幕。罗舜初的家再次被抄了个乱七八糟。最令他伤心的是,他最需要的、几十年来不可缺少也从未缺少的电话机,也被拆掉了!不久,他被送去接受批斗。开批斗会那天,罗舜初在思想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知道,西北酒泉基地的司令员李福泽已经被关起来了。而关押他的房子,听说也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到了批斗会场,他十分坦然,毫无惧色。批斗中当有人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时,他当即进行反驳,态度极其强硬。搞得大会无法往下进行。结果,会议大吵大闹一通之后,不欢而散。
回到家中的罗舜初什么也不想了,一心做好了被抓的准备。他本来随时可以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但他坚决不打,也不准家里的人打。他不愿因为他的事情而牵涉到周恩来,甚至他还有意割断了与周恩来的任何联系。然而,一天过去了,罗舜初没有被抓。两天过去了,罗舜初还是没有被抓。事后得知,抓罗舜初的计划本已拟定,关押罗舜初的房子也准备妥当,但还是有人将此事向周恩来做了报告。周恩来马上给有关负责人打了电话,说:“罗舜初是在毛主席和朱德那儿挂了号的人,你们不能这么做。”
此后,罗舜初没有再受到批斗,但检查却是要写的。直到1975年4月,他才接到正式命令,前往沈阳军区出任副司令员。虽官复原职,却不得不离开京城。行前,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3位元帅将罗舜初等一批人召集一起,作了一次集体谈话,算是对几年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的一个了结。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国防科委机关的不少领导、专家、处长、参谋、干事、战士、甚至打字员,都去车站为罗舜初送行。望着曾经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一大群依依不舍的将士,罗舜初禁不住热泪盈眶。8个月后,周恩来逝世,远在沈阳的罗舜初痛不欲生。
1979年岁末,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路过沈阳。当在欢迎的人群中一眼见到罗舜初那张熟悉的脸孔时,邓小平走过去,握着罗舜初的手,还是不改当年的称呼:“小罗,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1975年4月。”罗舜初回答说。“记得红军时期军委几个小鬼中,你的年纪最小,是不是?”“是的,当时我还不到20岁。”“现在身体怎么样?”“还行。”“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面对这个话题,罗舜初似乎感到很沉重。他想了想,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比不上年轻的时候啦!”望着确实已经苍老的罗舜初,邓小平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1981年2月24日,罗舜初因患肺心病在沈阳逝世,终年67岁。
将军走得很平静,既没有什么牵挂,也没有什么怨恨,惟一的遗憾,就是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也没看到中国“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的升起!
张爱萍出征
三十功名尘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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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再次兴起之日,正是一代儒将张爱萍复出之时。
这是197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北京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的一间客房里,原副总参谋长、老兵、诗人兼书法家张爱萍站在铺好宣纸的桌前,正挥毫运笔——用老百姓的话说,在写毛笔字。将军目光炯炯,气沉丹田,手中的笔仿佛出鞘的剑,落笔之处,风雷滚动,刷刷有声,犹如金蛇狂舞,宛若云飞雨注。只片刻工夫,一首岳飞的《满江红》便跃然纸上。字体虽稍偏瘦了一点,但字里行间,却能让人感受到将军内心的狂喜与激动;同时从那一笔一画的狂草中,将军那桀骜不驯的铮铮风骨,更是显得咄咄逼人: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将军写罢,扔下笔,双手抚平宣纸,细细品味一番之后,似乎兴致未尽,又禁不住放声吟诵起来: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痛快!痛快!将军吟罢,连声感叹不止。接着,将军打开了房间里所有能打开的灯,于是并不富裕的空间顿时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宽敞与明亮。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爱萍的家便被抄了,等熬过5年的牢狱生活之后,地球已绕着太阳不知转了多少圈。家,也早就不是家了。于是,感叹之余的张爱萍,一如人生旅途中的匆匆过客,只好暂时借居在了总参第一招待所这间不知已被多少过客居住过的客房里。虽说房间普通简单,缺少那种党的高级将领才可能享有的富足条件和华贵气派,倒也平添了几分难得的糊涂与无需设防的清闲。在洁白的宣纸上挥毫运笔,书写诗词,对满腹诗书、一身文气的张爱萍来说,乃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和享受。从1966年至1972年这6年间,他也写诗,可那是在黑乎乎的囚洞里,在冷冰冰的铁窗下,在脏兮兮的报纸上,在恶狠狠的监视中。今晚,能在明亮的灯光下和柔和的宣纸上尽情挥毫,放肆书写,还是他近10年来的第一次。他当然高兴!但令他高兴的,绝不仅是因为他又可以自由自在地挥毫写字了,而是从明天起,他不再以囚徒的模样,而是以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的身份出现于世人的面前。
不久前,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曾先后几次找他谈话,说中央已经决定,要他重新出来工作,并恢复他文化大革命前的副总参谋长的职务;同时,国防科技战线的混乱局面亟待整顿,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开展,关于通信卫星的问题周恩来有了专门的批示,身患白内障的毛泽东也躺在病床上画了最后一个圈。因此中央要他在担任副总参谋长的同时,兼任国防科委主任,把“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搞上去,为中国在太空争得一席之地。最后,叶剑英还激励他说,整顿治理国防科委系统,非你莫属!你是好样的,应该站出来,即便拄着拐杖,也要往前迈步!
从参加革命那天起,领受任务时从来就不犹豫的张爱萍,不知什么原因,这次竟多少有些犹豫。要他继续出任副总参谋长,这倒没有什么,他本来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人。可要他同时兼任国防科委主任,他就不得不有所考虑了。
本来,当年他跨入国防科技的大门时,就很偶然。1956年4月的一天,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突然把一张会议通知交给他,要他第二天就作为军方代表去参加全国科学技术的规划会议。他接过通知一看,便说自己文化低,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彭德怀说,你是初中生,在军队将领中,文化就算高的了,一定要去!此后,他的思路开始从军事设备和战略战术领域,转入国防尖端科学技术。1958年9月,他被任命为国防科委副主任。1962年底,周恩来要他尽快组织人员制订出原子弹研制试验的行动方案和时间表。1964年4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第八次中央专委会上,他被任命为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现场总指挥!10月9日,在他的组织下,原子弹爆炸实验的时间定在了10月15日至20日。10月11日,毛泽东和中央批准了这一计划。为了缓解这种紧张的气氛和松懈一下人们的情绪,富有浪漫气质的他居然还邀请有关的领导和专家到核试验基地附近的孔雀河和古楼兰王国废墟,进行了一次轻松的旅游。途中,他陪同专家们有说有笑,一起拣鱼螺化石,一起玩泥陶碎片,一同观赏天上飘荡的云彩,一同追赶地上蹦跳的黄羊。末了,还和专家们围坐在千年荒寂的沙地上,共享了一顿充满原始意味的野餐。10月15日12时,他又用秘密电话的方式报告周恩来:经基地党委常委研究,原子弹爆炸试验时间定为16日15时。半小时后,周恩来批准了这一报告。当日下午,他又一次来到巍峨的铁塔面前,望着第二天便将在原子弹的爆炸声中轰然毁灭的铁塔,心中感慨万千。他抚摸着挎在腰间的相机,很想站在铁塔前照上一张相。然而,当他想起自己定下的“不准照相”的规矩时,又悄悄收起了相机,以致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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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下午,他站在离原子弹爆心60公里处的白云岗指挥所,双手叉腰,凝望前方,焦急地等待着那惊心动魄的时刻的到来。他的脚下,是一部直通周恩来总理的红色电话。当原子弹爆炸的时刻即将来临时,为了防止原子弹爆炸时冲击波对人体的辐射,观看的人们全都背对爆心卧倒,堑壕的人也全都蹲了下去,惟独他依然面对爆心直直地站着。一位参谋急了,要他赶紧蹲下,他却伸手将那位参谋的头按住,说:“你们还年轻,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这个老头子的眼睛已经花了,即便受点辐射,也没什么关系。”说罢,依然直直地站着那里,朝着铁塔的方向,目不转睛,直到那“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火球从辽阔的地平线上隆隆升起!在众人一片狂热的欢呼声中,他万分激动地拿起了直通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用电话,用从未有过的颤抖的声音报告说:“总理,原……原子弹爆炸成功啦!”
那天,他最后一个离开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爆心区。离开之前,他手捧一束马兰花,专程赶到为第一颗中国原子弹爆炸试验而献身的核试验基地烈士们的墓前,将马兰花放在坟头,默默地站了很久,很久……
之后,他又担任了第一次空投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并使这次震惊世界的试验再次获得成功!然而,正当他积极参与组织中国第一颗“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面对这意想不到的“革命”,如果他能“识时务”一些;如果他一开始便积极投身于这“革命”的热潮之中,或空喊口号,或高举“语录”,那他的命运或许将是另外一章。但他的“脑壳偏偏不开窍”,他对所谓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偏偏没有兴趣。
一天深夜,已经12点多了,有人突然通知他第二天10点务必要赶去天安门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这可让他大为恼火,原因是铁道兵和工程兵第二天将在位于山东济南的黄河上举行架桥演习,而他,是这次演习的总指挥!这个演习计划此前已经安排妥当,铁道兵和工程兵的人马均已到齐,如果他临阵不去,这场演习便将化为泡影,且损失惨重!
怎么办?去天安门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固然风光、热闹、气派,同时还有垂手可捞的政治资本和妙不可言的甜头可尝。但问题的关键是,他若是不去天安门,毛主席照样可以接见红卫兵,小将们照样可以举语录喊口号呼“万岁”,文化大革命照样可以轰轰烈烈地往下进行;而他要是不去山东济南,规模浩荡、牵动全局、事关军心的演习就无法进行!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将而无信,何以统帅士兵?
最后,他毅然决定:准时赶往济南。天安门这个“热闹”还是不凑为好。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按计划直接飞向济南,参加了铁道兵在黄河上的架桥演习。结果,当他第二天从济南返回北京总参谋部大院时,迎接他的竟是铺天盖地的几万张大字报(仅仅一夜之间便能刷出几万张大字报——有人统计是5万张,这在人类的文字书写史上,恐怕还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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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震惊了!就在那一瞬间,他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长了见识,见了世面,因为在他56年的生命历程中,还从未看到过如此波澜壮阔、声势浩荡、怵目惊心、咄咄逼人的“书法大展”!但他很快冷静下来,挺身走进大字报的层层包围之中。好家伙!什么“打倒张爱萍!”“炮轰张爱萍!”“火烧张爱萍!”“油煎张爱萍!”“水煮张爱萍!”“清蒸张爱萍!”以及“张爱萍是三反分子!”“张爱萍是假党员!”“张爱萍是叛徒!”“张爱萍是军阀!”等等等等,形形色色,应有尽有。总之,几万张大字报全是关于他“张爱萍”的!他一张一张地看,一张一张地读,从早上到晚上,看了整整一天,饱了从未有过的眼福。然后,什么也不问,什么也没说,头一昂,腿一抬,回家喝茶、吃饭,洗脚、睡觉。
第二天,他照样上班,照样工作,照样讲话,照样指示,照样吃饭照样喝茶照样训人。一句话,去他妈的——该干什么干什么。但那毕竟是个“造反”的年代,“革命”的年代,一个地地道道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年代!很快,他的处境越来越难,越来越不妙了。善于审时度势的周恩来出于对他的保护,有意给他派了一个差事,叫他以总理联络员的身份,到各地去了解调查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精简机构的情况,暂时离开总参谋部。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爱萍一到国防科技第一线后,依然我行我素,所到之处,不是整顿作风,就是严肃纪律;不是支持“生产”,就是鼓励大干,到处点名批评,表态发言,俨然一副不“抓革命”,只“促生产”的劲头。没过多久,他便累倒住进了医院。就在他住院期间,有心人将他这一时期的言行专门汇集成册,并报告了有关“首长”。于是,一天深夜,一伙“革命群众”突然闯进他的病房,将他连哄带骗,又推又拉地押了出去,关进了一个不仅亲属不知道,连周恩来也不清楚的秘密牢房。
这一关,就是整整5年!
5年间,他和整个世界失去了联系,甚至,他连最亲近的妻子儿女也从未得到过任何信息。直至1972年4月8日,他才终于第一次在囚洞里见到了被强行隔绝了5年的妻子和儿女。那天,他当着妻子儿女的面,第一次落下了眼泪。此后,他好不容易获得“监外就医”。但在他的病房门口,仍有两道全副武装的“岗哨”。直到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他被折磨了整整“一个抗战”的身影,才出现在了人民大会堂的招待会上。
不久,邓小平找他谈话,希望他出来工作。他的回答只有4个字:考虑考虑。接着,叶剑英找他谈话,也希望他出来工作,并明确要他重返国防科技战线,出任国防科委主任。他的回答还是4个字:考虑考虑。
是的,他不得不考虑考虑。从1958年到1966年,他在国防科技战线奋斗了8年,如果说在这8年中他还算干了一件大事情的话,那就是成功地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然而他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当了5年的囚徒,断了一条腿!这二者尽管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事实就是如此。再说,他离开国防科委已经8年了,国防科委的现实他已有所耳闻:人心涣散,工作混乱,一片乱七八糟。他若是去接替如此一个烂摊子,等待他的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然而,张爱萍就是张爱萍,“惧怕”二字从来与他无缘!所以,当叶剑英第二次找他谈话时,他同意了。于是在这即将赴任出征的前夜,他非常高兴,禁不住拿起好久不拿的狼毫,尽情狂写起来。
妻子李又兰将一杯热茶递到面前,他接过茶杯,一饮而尽。然后抓起电话,只对司机说了一句:加足汽油,明早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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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夫人与黄藤手杖
第二天一早,张爱萍戎装整洁,精神焕发,匆匆出了家门。与往日不同之处,是他的手上多了一根手杖!
这是一根手柄上缠着红线的黄藤手杖。战争年代,每次出征时,他手中紧握的总是一把指挥杀敌的手枪,而今天,他手中抓住的却是一根用来支撑自己身体平衡的三尺黄藤手杖!
这根黄藤手杖,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张爱萍从病房被抓走后,关进了一间阴暗潮湿、连一个小小的窗户也没有的私设的牢房里。由于长年的关押,加上各种轮番的折磨,他全身开始浮肿,肿得连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而且,严重的关节炎常常令他手脚发颤,连行走都很困难。但日日月月,春夏秋冬,他始终坚持锻炼,不让自己躺下。一天晚上,他去洗澡,由于身体浮肿虚弱,加之严重的关节炎,使他行动极为不便,一不小心,便重重地摔倒在了水泥地上。等他清醒过来时,直觉告诉他,左腿股骨断了!他无可奈何地躺在地上,喊天不应,叫地不灵。但他想,不能躺在那儿等死,就是爬,也要爬回去!于是,他抓过一把小凳子,一点一点地支撑着,终于爬回囚洞里。但身后留下的,却是一条长长的血路!
有人将他被摔的消息报告了专案组。可当专案组的人来看他痛苦不堪地趴在地上时,竟然说他是装的!他被激怒了!一把抓过凳子,让右腿跪在地上,把断了的左腿捧在怀里,然后右手抓住凳子用力一撑,竟一下站了起来!他两眼一瞪,冲着专案组的人一声大吼:“滚!”尔后,他以一副宁死不屈的姿态昂首挺胸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片刻,他脚下淌出的,是一滩鲜血!
本来,如果张爱萍的腿能得到及时地抢救和有效地治疗,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但一个被关押在囚洞里的“三反分子”,又有谁去过问他的死活呢?于是,由于治疗的不及时和不得力,他的左腿便活活地残废掉了!直到1974年他获得自由后,找到一位老中医,经过120天的治疗,才重新站了起来。
为了鼓励他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远在广州养病的陈毅的夫人张茜特意为他做了一根手杖,并在手杖的手柄上亲手为他缠了一层红线,然后又安排儿子陈昊苏从广州专程赶往北京,将这根手杖送到了他的手上。接着,不少去看望他的人,都为他送去一根手杖!一时间里,他那间临时栖身的屋子里,便竖起了长长的一排手杖!那每一根手杖,仿佛都是他风雨人生中一个可靠的支点!
因此,今天当他拄着黄藤手杖走出家门、奔向办公现场时,他觉得自己的身后站着千千万万个支持者。尽管匆匆步履中比往日多了几分沉重与悲壮,却依然显得铿锵有力,豪迈雄壮!让司机感到奇怪的是,首长今天没叫他把车开往国防科委大楼,而是让他将车直接开到了七机部第一研究院的门口。
研究院门前荒草萋萋,一片冷冷清清,整个院子好像还未从沉睡中醒来。车刚一停稳,张爱萍便下了车。然而,拄着手杖的他刚往前走了几步,一抬头,两幅巨大的标语便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张爱萍!我们这里不关你的事!
张爱萍!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
张爱萍一看,嘴角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他几步走上前去,抬起手杖,对准标语猛地一戳,气势汹汹的标语“哗啦”一声便耷拉在了地上。而后,他举起黄藤手杖,用力一挥,像当年从壕堑冲向战场一样,率领随从的工作人员,疾步跨进了研究院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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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走进研究室,和专家们围坐在一起,共同商讨有关技术方案问题;他走进车间,与工人师傅一块吸烟聊天,恭听群众对科技工作的真实意见;他走进会场,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该整顿的进行整顿,只讲原则,不讲情面。本来,按医生的意见,他必须住院治疗,但他千说万说,终于说服了医生,同意他一边工作,一边治疗。于是,百忙中的他,每天中午都要挤上一个小时的时间,悄悄跑到医院打上一瓶点滴。
1975年3月27日,张爱萍在七机部厂、所、部、站以上的干部会上,针对七机部的问题作了尖锐地批评。他说:“不要怕。怕什么?无非丢掉乌纱帽。那有什么,自己到盛锡福商店花钱买一顶就是了!”与此同时,他对国防科委机关也进行了严厉地整顿,并和科学家们一起制定出了国防科委今后几年的技术方案。不久,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这个方案。邓小平亲自找他谈话说:“这个计划搞得很漂亮!听说你去了七机部还有大字报,要坚持呆下去,无非是再次被打倒。倒了,起来,再倒,再起来吗!就是说的话有错也不要紧,做工作没有不错的。错了就改吗。错了的,我和剑英负责。要大胆地去干,不管什么老虎屁股都要摸!”
然而,正当张爱萍准备继续大干快干一番时,一阵突兀而起的政治风暴却从北京一下刮到了黄土高坡,连他手中紧紧握着的那根黄藤手杖,似乎也微微颤抖了一下。
捷报送到批斗会场
1975年11月8日这天,正当张爱萍全身心地扑在紧张的工作之中时,一架从北京悄然起飞的专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后,悄然降落在了宝鸡附近的军用机场上。当日下午,几个从飞机上下来的神秘人物,突然截住了正在指挥工作的张爱萍,然后将他强行带上了飞机。飞机返回首都机场后,有关人员既不准他去办公室,也不让他回家,而让事先安排好的专车直接将他拉进了中南海。一进中南海,张爱萍便感到气味不对。几位中央领导人早就板着面孔,坐在那里恭候多时了。张爱萍刚一落坐,一位中央领导人便开口说道:“张爱萍同志,你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知道吗?”“不知道。”张爱萍冷冷地答道。“不知道?你在右倾翻案风里,充当了主要角色!你要好好检查自己的严重错误,认真接受群众的评判!”这位中央领导人说完,递过一份材料,接着说,“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你好好看看,回去认真传达!”张爱萍接过材料,看了看,知道是有人告了黑状,便冷笑一声,随手将材料扔在了茶几上。“张爱萍,你这是什么态度?!”一个严厉的声音几乎是吼了起来。“你说是什么态度?我张爱萍就是这个态度。”张爱萍说。另一位中央领导人见状,忙将张爱萍劝至旁边,开导他说:“爱萍同志,不就是路线错误吗,何必呢?你就低个头,认个错,不就过去了。”张爱萍依然傲气十足:“问题是,我没有错,为什么要认错呢?”“认个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别人不都是认了错就过去了吗?”“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是张爱萍!没错,凭什么认错?凡事总得讲个实事求是嘛!”“你呀,这个倔脾气,非倒霉不可!”“大不了摘了我的乌纱帽,没什么可怕的!”张爱萍说完,黄藤手杖往地上一戳,愤然而去!
几天后,为解决张爱萍的问题,又在中南海召开了两次小的会议,但仍未帮助张爱萍转变态度。接着,按照中央有关领导人的指示,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和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又连续召开了长达25小时的会议,对张爱萍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厉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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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爱萍还是张爱萍,他始终不弯腰,不低头,不认错。他不但不好好交代自己的“罪行”,反而还一心想着火箭卫星。他一边接受着批判,一边拼着命地工作。在政治的会场上,他是挨批挨斗的“革命”对象;在科学的殿堂里,他又是神圣威严的指挥官。他可以从演练结束后的指挥大厅,匆匆赶到批斗会场;也可以从刚刚结束的批斗会场,跑到即将开始演练的指挥大厅。总之,这段时间的他,在“两条战线”交叉“作战”。
更为荒唐的是,1975年11月29日,当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回收成功时,有关工作人员拿着捷报却找不到这次卫星发射总指挥的张爱萍。最后,几经打听,工作人员总算在批斗会场上找到了他!那天,当工作人员将返回式卫星的捷报送到他的手上时,批斗大会正开得热火朝天,如火如荼。可张爱萍一见到“卫星成功返回”的报告,一下子便忘了自己是一个正在被“革命”的对象,高兴得手舞足蹈,不停地询问各种参数,反复地核实各种数据,居然把一个革命大批判的会场变成了一个办公的现场,搞得组织会议的头头们大为恼火,却又无可奈何!
然而,就在这颗卫星回收成功一个月后,中央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联张的战略部署。于是,对张爱萍的批判,又被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规格。甚至,连国家副主席王洪文也亲自参加了他的批斗大会!这一时期,张爱萍本来就不好的心脏更加糟糕,无论走到哪里,医生、护士和氧气袋,几乎不离左右。鉴于此,他的妻子、儿女和医生护士们竭力劝阻他不要再工作了,赶紧住院治病要紧。可他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心里总也憋不过那口气来。直到1976年1月的一个晚上,当妻子、儿女、医生、护士以及一些老战友们,挨个挨个地对他进行反复“教育”,耐心劝导,直至硬将一件白大褂套在他的身上,他这才终于接受了大家的劝告。
长子张翔一见父亲同意住院,忙将自己替父亲写好的请假报告递了过去。张爱萍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迟迟疑疑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后将手中的黄藤手杖往地上重重地一戳,仰天一声长叹,顶着肆虐的雪风,一瘸一拐,走出了自家的门槛,迈进了医院的大门。
落叶悲风总是情
张爱萍住进了解放军301总医院。消息很快传到叶剑英那里。第二天,叶剑英便向301医院发出了三条指示:一、对张爱萍的病要好好治疗,精心护理;二、不允许外人进医院干扰他的治疗;三、张爱萍同志没有我的批准,不能离开医院,一定要安心养病!张爱萍心里明白,叶剑英的这三条指示,只有一个目的:借助医院这把保护伞,对他实行巧妙地保护。接着,聂荣臻元帅也专程赶到医院,还为他带去了营养品。两位同乡,两位战友,在病房见面后,彼此紧紧抓住对方的手,好久好久,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张爱萍当然知道,这段时间里,以叶剑英、聂荣臻为首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为他的问题作了不少工作,想了不少办法,在一些会上总是据理力争,甚至和有的人还吵得一塌糊涂。但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定的调子,连邓小平都在劫难逃,他被“火烧”,也就不足为奇了。
“爱萍,他们说我是你的后台,”过了好久,聂荣臻才说,“这话他们算是说对了,我就是你的后台,我甘愿当你的后台,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聂老总,你不用为我担心,我相信我张爱萍垮不了!”张爱萍戳了戳手杖说,“你看,当初他们把腿都给我整断了一条,我不也照样站起来了吗?只是,我这一住进医院,科委的工作又要乱套了!”“来日方长,你就安心养病吧!”聂荣臻说。两人又谈了很久,直至深夜,聂荣臻才起身告辞。张爱萍将聂荣臻送至门口,聂荣臻拉住他的手又再三叮嘱道:“记住,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心养病。没有我们的命令,不准离开医院!”“聂老总,你就放心吧,我会安心养病的。”张爱萍连连点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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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聂荣臻一走,张爱萍的心反而更加不安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每天不是吃药,就是打针,除了吃饭,就是睡觉,他感到心烦意乱,无聊透了!他一生征战,风里雨里,形色匆匆,从来没有躺下来歇着的时候。可现在,他像一头雄狮,被人困在了笼里,心中纵有雄兵百万,也无济于事。为此,他深感不安,夜夜失眠。
又是一个难眠的夜晚。张爱萍斜躺在床上,望着洁白的墙壁发愣。窗外,锣鼓震天,口号声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轰轰烈烈。医生走了,护士们也走了,空荡而寂静的房间里只剩下守候在他身边的妻子李又兰。近一时期以来,妻子李又兰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端水、喂药、擦洗、送饭,楼上楼下,家里医院,白天忙个不停,夜晚累个没完。可李又兰不但没有丝毫的怨言,相反像一个很有经验的指导员,总是给他以耐心地劝导,亲切地安慰,不让他有半点脾气。望着日渐消瘦的妻子,张爱萍心中有一种愧疚之感。结婚33年来,妻子跟着他除了吃苦,似乎并未享受到什么甜头。但在他们爱的旅途上,无论遇到什么风雨,不管碰上什么坎坷,他们总是生死与共,相扶相搀,一直走到今天。
也许正是因为李又兰的爱情经受了战火的严峻考验,以致文化大革命中张爱萍遭到迫害时,她才又一次表现出了异常的坚贞和勇敢。1966年,张爱萍突然被抓,李又兰和3个孩子也连夜被赶出了家门。她和3个孩子无家可归,只好栖身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房里。丈夫生死未卜,专案组的人就跑来找她揭发张爱萍的问题。她一听便大为恼火,对专案组的人义正辞严地说:“对张爱萍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了解,他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揭发的!”有人要她与张爱萍划清界限,言下之意就是要她和张爱萍离婚。她听后轻蔑地一笑,说:“人都被你们弄走了,还有什么界限可划的?不过你们记住,不管张爱萍怎么样,我李又兰是不会和他离婚的!”
张爱萍抓走时,时值寒冬腊月,却只穿了一件单衣。为了让丈夫能顶住那太冷太冷的雪风,熬过那太冷太冷的严冬,她连续熬了3个夜晚,一针一线地赶制出了棉袄和棉被,又专门跑去买了两件棉布衬衣,然后几经周折,转送到张爱萍的手里。狱中的张爱萍接到妻子送来的棉衣、棉被时,抚衣思人,禁不住热泪涟涟,感慨万千。为表达对亲人的思恋之情,在冷酷的冬夜,张爱萍捡起一张破报纸,让自己的血伴着泪,在报纸边缘上为妻子写下这样一首诗:
独出得寒衣,
老泪频滴,
亲人晰晰在眼里。
千针万线补心底,
唯有知己!
抱病度难期,
岁月艰巨,
更兼苦苦育儿女。
骨肉无消息,
何时解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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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让张爱萍脱离牢狱,获得自由,李又兰不畏艰难,不顾一切,为张爱萍四处鸣冤叫屈,八方投递申诉,找了聂荣臻,又找叶剑英,找了叶剑英,又找周恩来,经过无数次反复地努力,最后才使张爱萍免除牢狱之苦。
但张爱萍出狱之后,李又兰仍然为他担心;现在,张爱萍住进医院并受到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保护,她依然还是为他担心!果然,她的担心变成了现实。1976年1月18日,即周恩来刚刚去世后的第10天,躺在病床上的张爱萍正在看书,只听外面人声鼎沸,一片吵吵嚷嚷。原来,一伙“左派”分子突然冲进了301医院,要将张爱萍拉出去进行批斗。医院的领导、医生和护士见状,忙出面劝阻,他们对那些“左派”说:“首长有心脏病,不能离开医院,有什么问题,等病治好后再谈。再说,叶剑英副主席有三条明确的规定,没有他的同意,张爱萍将军不能离开医院。”可“左派”们依然我行我素,还是强行冲了进来。可当“左派”们冲进张爱萍的病房后,却全被惊呆了:张爱萍身着一身军装,手拄黄藤手杖,威风凛凛地站在病房的中央。还未等“左派”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只听一个带有浓厚川音的嗓门便吼了起来:“你们都跟我走开。参加批斗会我自己会去,用不着你们跑来拉拉扯扯!”说完,张爱萍手中的黄藤手杖往地上重重地一戳,大步走出了病房。
当张爱萍来到先农坛体育馆时,8000余人的会场早已座无虚席。“批邓联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巨幅标语横空飘挂,赫赫有声。张爱萍拄着手杖,一戳一戳地走上主席台。他不屑一顾地扫了一眼主持会议的“左派”头头,而后从兜里掏出一份“检查”,几乎是用朗读般的声音郑重其事地念了起来:“去年三月我重新工作以后,到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讲了一些话,作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那么,将由我承担全部责任,与别的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张爱萍一念完,将手中的黄藤手杖往地上重重地一戳,像是为自己的讲话打了一个句号。
此后,随着“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爆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下又被推向了高潮,张爱萍的日子愈加不好过了。不久,邓小平被打倒,叶剑英被打倒,张爱萍失去了最后一块防身的盾牌。“左派”们一次又一次地冲进医院,要将他拉出去批斗。为了保护张爱萍,医生和护士们不得不使出了“杀手锏”:“你们如果非要将张爱萍带走,可以,但你们也必须将他的病历档案一同带走。要是他有什么问题,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那我们就到医院来找他算账!”“左派”们说。
于是,每次医院一到探视的时间,张爱萍的病房便成了大批判的会场。为了抵抗“左派”们的“革命行动”,尽可能减少外界对张爱萍的干扰,医生护士们后来终于想出了对付“左派”们的绝好办法:每到医院可以探视这天,医生护士们便一边站岗放哨,一边准备吊针、药水以及氧气瓶等医疗器件,只要“左派”们一进病房,他们就争先恐后地忙碌起来:有的忙着给张爱萍吸氧;有的忙着给张爱萍输液;有的忙着给张爱萍作心电图的检查……而身处“病危”中的张爱萍则静静地躺在床上,微闭双眼,一声不吭,一副昏昏沉睡、什么也不知道的模样。结果,“左派”们面对“病危”中的张爱萍,无可奈何,本来不是“请客吃饭”的“革命”,也就只好变得“温良恭俭让”了。张爱萍因此而减少了一时痛苦,获得了几分难得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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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住在楼下病房的肖向荣之死,却让张爱萍再次领略了人生的残酷与世态的炎凉!肖向荣是国防科委的副政委,靠边站后,与张爱萍一同住在301医院。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后,为了真心诚意地接受所谓的“教育”,他认认真真地检查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各种各样的批斗。但随着批斗一次一次地增多,他愈加感到所谓的“接受教育”压根儿就不是那么回事,内心开始有了痛苦与悲凉。于是在一次又一次有力而无情的“反击”中,这位为革命把什么都奉献了的老革命,直到奉献出了自己最后一条老命,这才结束了被“教育”、被“反击”的批斗。
肖向荣的死讯传来时,张爱萍悲痛至极,心脏病陡然复发。联想到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他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滋味。此后的张爱萍,变得愈加沉默起来。
1976年7月26日深夜,河北唐山突然发生强烈地震,张爱萍被迫搬进了地震棚里。在那国不泰民不安、全国上下一片惊恐慌乱的日子里,张爱萍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病痛,每日陷入极其沉痛的思索之中。每至深夜,他辗转难眠,常常一人拄着手杖溜出帐篷,或随便找块石头坐在地上,或拄着手杖默默伫立风中,望着被黑暗任意涂抹的夜空,久久发呆。他的身旁,是紧紧依偎着他的妻子李又兰。
精神不死路千里
1977年春的一个上午,张爱萍正在屋里吟诗写字,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却突然来到家中,刚一落坐,便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爱萍同志,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今天来,是向你传达中央军委的决定的。”“什么决定?”张爱萍忙问。“叶剑英元帅让我来代表他找你谈话,在最近召开的军委会上,决定恢复你的一切职务,要你重新挑起国防科委的重担。这既是几位老帅的意见,也是小平同志的意见。”张爱萍听后有些激动,也很沉重。他站起身来,拄着手杖在屋里踱着步子,一言不发。
徐立清望着张爱萍残废的左腿,心里很不是滋味。片刻之后,他才说道:“爱萍同志,大家都知道你的身体很不好,但国防科委的情况你很清楚,许多重要的科技试验都等着急需要做,而要做好这些工作,恐怕只有你去比较合适。叶剑英元帅说了,你只要每天在办公室呆上一个小时就行!”“一个小时怎么行?”张爱萍突然摆了摆手说,“混日子,不是我张爱萍的性格,我担心的是我的身体不能胜任如此重任。既然要干,就要全力以赴。当一天和尚还要撞一天钟嘛,何况我是一名老兵!”“好!有你这句话就行。”徐立清上前一步,紧紧握住了张爱萍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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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中央军委一声号令,张爱萍再次披挂出征。中央为了全力支持他的工作,特派李耀文、陈彬等人来到国防科委,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尽管当时“文革”的遗风依然存在,“四人帮”的流毒尚未肃清,但张爱萍顾不了这些,也用不着把这些放在心上,他在一边清理、整顿、健全管理队伍的同时,就风风火火、大刀阔斧、义无反顾地干了起来。他拄着手杖,背着氧气袋,迈着颤巍巍的双腿,从这个工厂走进那个工厂,从这个研究所走进那个研究所,从这个发射场走进那个发射场,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理顺上下纵横关系,协调设备安装进度,制定工作铁的纪律。与此同时,他不耻下问,三顾茅庐,同当年一些被“打倒”和“靠边”的专家们真诚交往,促膝谈心,很快便将一些拉板车的、当火夫的、种地的、做工的、有病住院的、打断了筋骨的、甚至有意躲避不愿再干的火箭卫星专家们请回了研究所和发射场,汇集成了一支浩浩荡荡而又坚强有力的科研队伍。
不久,他便绘制出了国防科技战线的宏伟蓝图,即“三鸣惊人”的战略构想:第一步,研制试验洲际运载火箭;第二步,研制试验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第三步,在西昌发射“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军委和中央很快批准了他的这一战略构想。接着,他又更改了一直沿用了几十年的技术指挥系统党委负责制,重新明确规定:总师在技术上有超越党委的决定权。
不幸的是,在一次外出中,他的右胳膊又被摔断了,不得不被送进医院进行手术。可他刚能下床,又说服医生,回到了办公室,仿佛忘记了自己的疾病与残腿,忘记了自己刚刚用血和泪写下的历史,忘记了明天随时还可能降临的险恶风云。不久,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以及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于是我们从后来的历史中看到,在这位老兵的身上,既有着儒将的大气、豪放与刚毅,又有着一般男人少有的血性与诗情。他那不羁的个性在他那波澜壮阔的生命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张扬,而他那独具光彩的人格魅力,又为他那颇为壮美的人生风景平添了一抹绚丽的彩虹。
1980年5月,中国第一枚洲际运载火箭发射试验成功!
1982年10月,中国第一枚潜艇水下发射火箭试验成功!
现在,只剩下了发射“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这最后“一鸣”了。张爱萍当然知道这最后“一鸣”的难度,但他更清楚这最后“一鸣”一旦成功,堂堂中华民族将会飞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那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实在是一块相当诱人的疆土,任何一个国家一旦在上面占据了位置,好处妙不可言。身为国防部长的他,除了清楚通信卫星的民用价值外,对其政治与军事方面的作用,更是非常看重。他知道,在不少重大的军事行动上,都是通信卫星帮了美国的大忙。1975年,美国企图控制东南亚地区,以牵制苏联,于5月12日派“马亚克斯”号军舰入侵柬埔寨海湾,结果引起世界强烈反对。事件发生后,位于地球静止轨道上的“国防通信卫星”2号,为美国总统、国防部指挥官以及特遣部队指挥员和飞机驾驶员之间提供了可靠的通信线路,从而直接接受五角大楼的指挥,使国防部指挥畅通无阻;1980年,美国组织营救被伊朗政府关押人质的军事行动时,美国的飞机和舰队一起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了加强大西洋与印度洋舰队之间的密切联系,华盛顿通过通信卫星传递二者来往的电信和情报信息,使这次军事行动获得了有力地支援。很显然,军事通信已成为各国军事当局须臾不可离开的耳目。它对沟通国家指挥机构与战场指挥官的联络,有效地对战场形势进行监视和控制,快速地向指挥官发布命令,及时调动和部署兵力等,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美国、苏联、英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均建立了军用卫星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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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还没有。其根本原因,张爱萍当然清楚,都是因为一系列“左”的政治运动!特别令张爱萍深感气愤的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刚开始不久,在王洪文、张春桥的支持下,“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马天水等,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从而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居然在中国的航天战线上也搞分裂主义,自己在上海搞起了卫星!他们第一颗卫星发射失败后,接着又发射第二颗卫星;第二颗卫星又发射失败后,竟然还要到发射基地去打第三颗卫星!但发射基地归张爱萍管,没有他的命令,他们寸步难行。于是马天水打电话找到张爱萍,要求要到发射场去发射卫星。他接到电话后,十分恼火,说:“发射卫星是件严肃的事情,也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现在卫星的地面实验都还没做,就拿到天上去打,这不是拿着国家的黄金当水漂打嘛!希望你们好好考虑一下,以国家的利益为重。”说完,张爱萍挂断了电话。
可马天水并不就此罢休,后来又将电话打到了医院:“我们认为卫星没有问题,现在完全可以发射!”张爱萍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变:“不行,火箭和卫星研制出来后,还必须要做多次大量的地面试验,尤其是火箭发动机的试车试验,是相当重要的一环,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情。”“没关系,我们准备了4颗卫星。”“什么,4颗卫星?”“对,如果第一颗不行,我们就打第二颗,第二颗不行,我们再打第三颗,第三颗不行,我们再打第四颗!”“如果第四颗还不行呢?!”张爱萍急了。“那我们继续再造嘛!”马天水说得很轻松。张爱萍一下火了:“要是按照你的这种打法,别说中国打不起,就是美国苏联也打不起!”说完,张爱萍啪地挂断了电话。
马天水却并不就此打住,很快又通过别的人来催促此事。没有办法,张爱萍只好叫秘书转告说,他们如果实在要搞,可以,但必须要经过专家检查组的严格检查。只有产品验收合格了,才能去发射场。但马天水依然我行我素,再次打来电话要马上去发射场。张爱萍再也忍无可忍了,将手中的黄藤手杖戳得“咚咚”响,厉声回答说:“没有经过严格的地面试验,卫星是不能发射的!如果你一定要坚持发射,那你就自己去发射,我们的发射场不能给你提供条件!”马天水这才不得不接受专家组的检查……
科学被政治像烙烧饼样折腾来折腾去,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在十余年的时间里,迷人的赤道上空已经被少数几个国家打入了100多颗通信卫星!中国若是再不抓紧抢占,太空这块地盘就有失去的可能!本来,为了抢时间,中国也曾考虑过先从国外购买通信卫星,但其条件竟是那样的苛刻:买的谁的卫星,就必须由谁来发射,而且要价高得吓人:光租一个转发器使用一年,租金就得100万美元!若租一个转发器使用一天,租金就得3730美元!一想起此事,张爱萍的民族自尊心就受到很大的刺激,就有一种深深的屈辱之感。因此,在“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发射前的一次大会上,他对全体将士这样说道:“太空中也有一个联合国席位的问题,堂堂中华大国不能在同步轨道上缺席,中华民族的脸不能丢在我们的手上!买,只能买一个,买两个,却不能永远买下去。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干。我们不光要造出自己的通信卫星,还要用自己的火箭把自己的通信卫星发射上天!我们有能力做到,我们也一定能做到!”
……
1984年4月8日,在张爱萍的指挥下,中国“长征3号”火箭终于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地将“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送上了赤道上空!从此,中国结束了长期租用外国卫星的日子;从此,中国开始了用自己的卫星在天上通信的历史!
那天,当张爱萍看到卫星成功升起时,他手拄黄藤手杖,面对太空,笑了。将军笑得很骄傲,很自豪,也很苦涩。（《报告文学》200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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