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我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系列长篇报告文学“航天五部曲”——《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风雨“长征号”》）、《远征赤道上空》的创作上。可随着近几年“航天热”的升温，我的前四部作品受到上百人的抄袭。对此我的态度是：抄袭我作品的人肯定是认真研读我作品的人，有人研读我的作品，总比没人看我的作品好，故概不追究。但没想到，一场官司还是发生了。
　　2003年１０月，我发现中央电视台播放的20集专题片《憾天记》从整体思路、结构、人物、情节、细节和解说词都主要剽窃于我的“航天四部曲”。经查证，是北京龙鼎影视艺术公司一个叫李鹰的人所为。事发后，李鹰认错，愿意赔偿，并找人说情，请求和解。我鉴于对方态度老实，便与之签订了和解协议。该协议规定我为该片撰稿人，李鹰赔偿我2 万元。可协议墨迹未干，李鹰又以个人名义偷偷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报告文学《撼天记》。经我和律师核对，有118处接抄袭于我的“航天四部曲”。事发后，李鹰又是认错道歉，甘愿认罚；而《解放军文艺》责编王瑛也承诺：在刊物刊登致歉启示；由她负责索回经济赔偿。为维护《解放军文艺》的声誉，我再次原谅了李鹰。但事后我多次和王瑛、李鹰联系，却拖了一年多也无结果，最后干脆赖账。今年5月，我只好将李鹰、王瑛告上法庭。近日，海淀区法院做出判决，李鹰败诉，承担经济赔偿和相关诉讼费用；《解放军文艺》刊登致歉声明！但李鹰却迟迟不交纳罚金，我立即让我的律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对李鹰这种厚颜无耻、屡教不改的侵权者，我用8个字作结：嗤之以鼻，一笑了之。
　　肯定地说，如果李鹰不第二次侵权；如果刊物责编王瑛能尽到最起码的责任，我是不会起诉的。我之所以要打这场官司，一是警告侵权者要有最起码的道德和懂得遵守起码的规矩；二是告诫个别编辑要懂点法律常识和做人的起码道理；三是提醒作家朋友们要警惕像李鹰这样的“电视人”，他只需将作家们的文字叙述转化为镜头叙述，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变成自己的“作品”。如果你的是虚构作品，他可以搞成电视剧；如果你的是纪实作品，他可以搞成专题片。这是当今社会个别“电视人”的一大“发明”，必须引起作家的高度警惕；四是我要亲自登上法庭，亲眼看看中国的法制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
　　这场官司引起我思考的问题是：国家《著作权》法明明早已公布，侵害作家权益之事为何如此猖獗？且屡禁不止，频频发生？各种法律层出不穷，各级官员三令五申，全国造假为何登峰造极？且越演越烈？我认为，除侵权者品质恶劣、素质低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执法不严！比如我的这个官司本来事实清楚，铁证如山，像1+1一样的简单，可法院居然拖了半年（这半年实事上等于是在支持侵权者继续侵权），而且处罚太轻。法官或大事化小，或避重就轻，或两边平衡，甚至歪曲某些实事和混淆个别概念，让你很难判断，是法官良心有病？还是水平有限？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像我这样敢于直接写信批评、指责（法官说我是“责骂”）法官的所谓作家，官司尚且如此，那些既无任何背景也无经济基础的千千万万个老百姓的官司，又会是什么结果呢？创建和谐社会，执法部门是关键，倘若人民的法官不能实事求是，真正为民执法，拖判，轻判，误判，甚至草菅人命，滥用职权，如何了得！
　　在此，我愿真诚地送给中国所有法官两句话：
　　一次轻判，等于五次同谋！
　　一次错判，胜过十次犯罪！
　　我希望这话能高悬于中国的每个法庭，张贴在每位法官的办公桌前。倘若中国的法官们每天能看上一眼，我肯定，全国上访的可怜百姓，每年至少减少10万！

　　2005年冬匆匆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