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鸣生出生在天府之国，原名不叫李鸣生。父母给生于冬天的他取名为“冬生”。上学时，父亲又给他取了学名李生明。可开学第一天，当老师问他叫什么名字时，他竟胆大妄为，擅自作主，把“李生明”改为了“李明生”!到了五年级，他为了让自己的名字含有“东方红，太阳升”之意，将“李冬生”改为了“李东生”。1971年，林彪叛逃的消息传来后，为了告诫自己要光明正大地做人，他又将李东生改为李明生。10年后，当他开始发表作品时，又将李明生改为了李鸣生，并一直沿用至今。由李鸣生的改名，可见其性格之一斑。
有的人是因人生的种种机缘，才走上了作家路。而李鸣生，却是十岁时就做起了作家梦。在一篇自序文中，他这样写道：
这个梦想如今想来很是可笑，甚至不可思议。我祖宗三代都是文盲。我母亲是位勤劳的家庭主妇，聪明能干，记忆力超人，并一惯喜欢做善事，遗憾的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我的父亲，是个普通的工人，却同样有一个聪明的脑袋，且老于世故，深谙人事，无论是社会阅历还是处世经验，都十分丰富。尤其是对人世间的暗道机关、风云变幻，总有自己深刻的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然而同样遗憾的是，父亲除了儿时在私塾混了几天，能时不时地给我讲上几段《增广贤文》中的警句外，也从未正儿巴经上过一天学。因此，我正直善良的父母除了从小教我做人外，在文学上绝对没有给我任何帮助。
我之所以想当作家，不过是我10岁那年有一天偶然翻到《红楼梦》时蹦出的一个荒唐念头罢了。而我下决心要当作家，则是因为后来上中学的事情。
李鸣生5岁开始上学，小学毕业时仅有11岁。就在这一年，他自任为红卫兵大串联“长征队”的队长，带着22个男女同学加入了大串联的行列，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11岁长征”。大串联归来后，满怀“革命热情”的他便以“李超华”的名字，第一个给校长刷出了大字报，从而拉开了学校“复课闹革命”的序幕。接着他又被同学们推选为红卫兵兵团的“政委”，带着一帮“革命小将”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
这次“革命”的结果是，成绩一向名列前茅的他等到升学考试张榜时，却被学校蓄意划入了“备取生”的行列——学校企图取消他上中学的资格。他后来回忆说，“面对人世，小小年纪的我第一次感到了不寒而栗”。也正因为这件事情的刺激，从此确定了他一定要发愤读书的远大志向。
但在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年代里，不知天高地厚的他依然本性难改我行我素。结果，年仅13岁的他，又在学校召开的上千人的大会上遭到了批判，并为他罗列了20多条“罪状”：“为刘少奇翻案”；“想带知青暗杀武装部长”；“喜欢和‘牛鬼蛇神’在一起”；“小资产阶级情调严重”……等等。从这时起，他感到了世界的黑暗与人生的可怕，并改变了他过去对世界和人生美好的看法。
因此，如果说“备取生”事件对李鸣生想当作家是一次强烈的刺激，那么受到批判——这一来自政治上的打击则促使李鸣生抱定了一定要当作家的雄心壮志。因为在年幼无知的他看来，只要当了作家，就能对那些假丑恶的东西进行揭露，就能对那些专门整人的“当官的”进行清算，就能向社会讨回一个公道，就能为民请命，就能为天下长期受欺受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喊冤叫屈壮胆说话!——李鸣生后来发表作品时之所以要将李明生改为李鸣生，其缘由显然与此有关。
从这时起，李鸣生的性格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的他，天性开朗活泼，敢说敢言，无所顾忌，从小就是个出了名的调皮捣蛋的家伙!以致小学班主任老师每次集合站队时都要大声训斥他说：“李明生，你是惟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啊!”可从那以后，他变得沉默寡言，少年老成，甚至原本乌黑的头上也渐渐有了白发。为了实现当作家的梦想，他整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白天，他独自躲到校门外的树林里读书；晚上，用被子堵住窗户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