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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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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他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人的影响，加之他天生孤傲，个性极强，故从小学六年级起至高中毕业，老师每次在他期终评语一栏中填写缺点时，总是两个字：清高。李鸣生后来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清高’两个字时，连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但“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还是成了他青少年时期的一大“缺点”，成了他一直想卸却又总也卸不掉的“精神包袱”，致使20多年后的今天，他还常常告诫自己说：可以随心所欲作文，但得夹着尾巴做人。
中学时期的李鸣生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提及，这就是他开始迷恋上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并读到了他的传世之作《离骚》。在中国所有作家中，对李鸣生的思想影响最大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古代的屈原，一个是现代的鲁迅。而屈原在这一时期对他影响最大、最深。如今的李鸣生依然有着诗人的气质以及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与屈原对他的影响显然有关。对此，李鸣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回忆道：
不知什么原因，对屈原的《离骚》我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和通悟感，第一次碰到它，就如同触电一般。但年仅十三四岁的我基本看不懂，便一句一句地抄在本上，然后逐字逐句地去查字典，再把注释写在旁边。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郭沫若翻译的《离骚》的白话文，才使我渐渐走进屈翁，直到最后一头醉倒在屈翁的怀里再也不能自拔。屈翁怀才不遇、惨遭流放的落泊心境于我当时受屈的心境一拍即合，以致使我常常站在家乡的河岸一边仰天长叹一边遥想着当年屈翁沿江而行的孤傲身影，心里还默默吟诵着屈翁《天问》中的神圣诗句。于是，汨罗江之水便在我心中日夜翻腾不息，屈翁忧国忧民的思想对我一直影响至今。我想，我精神风骨和人生品格的确定，盖源于此。
李鸣生初中毕业后，一向务实的父亲要他尽快就业。而继续读书，是他当时最大的愿望。
于是，他利用假期在父亲面前进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表演：每天用他那15岁的肩膀或者手推车去工地挑运上百斤乃至200多斤的砖头，然后挣回1元人民币!与此同时，他偷偷发动母亲和哥哥姐姐替他说情，最后采取了一种欺骗父亲的手段，才终于迫使父亲同意他上了高中。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爆发，深深震撼了他的心灵。如果说当年“备取生”的事改变了他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那么“九一三”事件则让他对人生和世界又有了更深的认识。忧国忧民的思想渗透了他的每一个细胞，使他的心灵再度陷入痛苦之中。他开始有意蓄长发， 穿破棉袄，并在腰间特夸张地系上一根草绳，以宣泄自己愤世嫉俗的情绪和对现实的不满。
这期间，李鸣生开始显露了他的多才多艺。他既是学校宣传队队长，又是学校篮球队队长，还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而且短跑和跳高还在全县中学生运动会上夺得过冠军，在全市运动会上夺得第三名。他争强好胜的性格，在各种体育竞赛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他斗胆创作了一个小话剧，在老师的帮助下，此剧还参加了公演。李鸣生说，“这个小话剧是我真正的处女作，它成了我中学时代精神黑夜中的一盏小油灯”。为此，他作为惟一的一名中学生代表被县文化馆邀请去参加了一次创作会议。就在这次创作上，他与后来名扬全国的著名作家周克芹第一次相见。
1973年，李鸣生高中毕业了，他的志愿是报考四川大学中文系!但当时的政策规定：凡应届毕业生，必须下乡“接受再教育”两年以上才有报考的资格。这一规定对李鸣生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上了大学中文系才可能当作家，否则，就意味着当作家的梦想从此破灭。他为此夜夜失眠，不久便落下了神经衰弱的毛病。家里的人见他整天神经兮兮，望着书本发痴发呆，便让他外出消遣散心。于是他以屈翁自比，以一副流浪诗人的模样去了成都的武侯祠、宝光寺和杜甫草堂等地，想借古人和先哲的遗风来抚慰自己受伤的灵魂。在杜甫草堂，面对“诗圣”杜甫的遗像，年少气盛、狂妄自大的李鸣生连杜甫也不放在眼里，居然当场写下了“诗圣何足哉，今朝更为雄!”的诗句。诗中的“今”字，暗示的便是他自己——少年时的李鸣生是何等的狂妄，由此可见一斑。
外游归来后，李鸣生成了待业者，为了自食其力，尚未成人的他每天做临时工：挖地基，扛钢筋，抬水泥板。尽管每天累得死去活来，依然怀抱着作家的梦想坚持自学。在这段时间里，从小只知道埋头读书的李鸣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中国最底层老百姓生活的困苦与艰辛——那些全家人一月只靠8元人民币过日子的悲惨情景令他至今难忘，于是一定要为老百姓着想、要替老百姓说话的平民意识从这时起开始渗进了他的血液。
1973年底，正当李鸣生深感前途渺茫，除了下乡无路可走时，招兵部队的亲人解放军突然来到了他的身旁。于是，就在那个寒冷多雪的冬天，他作为一名文艺骨干被特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不过，这时的李鸣生，仍叫李明生。
少年李鸣生，是做着作家梦的李鸣生。
三、李鸣生与西昌发射场
李鸣生当兵的地方，就是如今名扬天下的西昌发射场。
本来，李鸣生到部队后就被选为新兵连的文书，这个职务每日与连队领导朝夕相处，左右不离，若是要想去个好连队，并不成问题。但文化科长在一次对新兵的考察中，发现了他的“创作才能”，便指示连队领导把他分到最苦的连队去，说是让他去好好体验体验生活，今后好为部队搞创作。结果，新兵训练一结束，他便被分到了全部队最偏远最艰苦的工兵团三连。这个连队位于四川大凉山峡谷中的一块不毛之地。对此，李鸣生后来在他的长篇报告文学《远征三万六》中有过如下描述：
那时的西昌发射场，还不能叫发射场，除了四周冷冷的山，便是满地瘦瘦的土，再就是山上山下、沟里沟外那一块块横七竖八的硬梆梆的石头。一个长达几十里地的大山沟，除了清晨半山腰上升起几缕炊烟，中午山脚下摇出几头毛驴，傍晚荒草里走来一群牛羊，以及偶尔碰见路边两个打着赤脚、光着屁股、连小鸡鸡上都是一团乌黑的彝族小孩之外，几乎见不到什么房屋和人影。甚至，连夏日的风吹在脸上，也让人感到是凉的。
李鸣生来到这荒山沟后，最大的痛苦就是信息不通。压抑、苦闷、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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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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