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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上，我们再次经过Tula。这次我们没有遭到拦截。出乎我们的预料，尤郁斯基坚持要在那里停下来。娜佳很紧张，但她故作轻松，有时正说着话，突然拍一下尤郁，随即又满脸通红。尤郁提议我们到附近的村子里过夜，没等我们表示反对，娜佳就鼓起掌来。等我们穿过花楸树林，来到一个村子外边的墓地时，我们果然又碰到了那批拦截者。他们一定以为我们带来了援兵，很快跃上了马背。那个曾经把生殖器晾到外面的人，现在反倒把腰带系了又系。葛任对他们喊道，他只是想和他们谈谈。为了表示诚意，他让我们留在后面，只有他一个人走到前面去。
他们谈了一会儿，葛任和那个首领走了过来，邀请我们到村子里做客。在那里，我们不光喝到了荞麦糊，还喝到了肉汤。汤的颜色是黑的，就像从床垫子里面挤出来的。里面泡着的那个小东西，若是不告诉你那是肉，你会以为那是土鳖。别生气，那些喝着残余肉汤的孩子的馋相告诉你，他们没有骗你，那确实是这家里最好的美食。他们说着，道歉着，突然，那个首领张着嘴哭了起来。由于满脸都是皱纹和胡子，那些泪珠简直流不下来，在脸上形成了一层明晃晃的水幕。我记得从那个村子里出来的时候，尤郁对娜佳的哥哥说，在来俄罗斯前，他和许多人都认为俄罗斯是“共产主义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布尔塞维克都是化学家，他们按照自己的革命理论，把俄罗斯人放在玻璃试管里，颠三倒四地弄两下，再倒出来，就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化合物。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我准备离开俄国的前几天，一天早上，娜佳来找我们。她一进门，就栽倒在地。她的哥哥亚历山大死了。晚上，他没有回来，当娜佳找到他的时候，才发现他躺在阿尔巴特街的一个小巷里，尸体已经冻成了一块冰砖，和大地紧紧冻在一起。从他的太阳穴涌出来的血，凝结成了一个小小的圆球，晶莹透亮，就像个红樱桃。那些血显然有过一次喷涌，因为他的脸上、脖子上都有血珠。那些血珠子也冻结了，一粒粒的，就像一串枸杞子。葛任说，在他的老家青埂，人们就把枸杞叫做死婴的念珠。亚历山大倒下的地方有一家餐厅，餐厅门前煤气灯的磨砂玻璃圆罩，也被子弹击碎了。我记得，第二天，警方便急忙公布了亚历山大的死因：畏罪自杀。但他究竟犯了何罪，警方却秘而不宣。
亚历山大死后，葛任就病倒了。我也不得不推迟了自己的行期。白圣韬说，他常看见葛任默默流泪。他的脸很光滑，所以那泪珠流起来毫无阻隔，流到下巴的时候，就像挂在房檐上的雨点。他常常一言不发。后来，他说他浑身发冷，就像掉进了冰窟。他干咳个不停，说自己的嘴里有股子异味。后来，他就开始吐血。“几天来，我没有吐过一口白痰。”他说。毫无疑问，他的肺病加重了。但他不承认这一点，他说，很可能是他的某一个血管破裂了。他不停地写作，写他对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回忆，仿佛只有写作能使他忘却自己的病。但我知道，彻夜写作只会加重他的病情，尤其是写梦的破灭。我试图劝阻他，他却说，在写作的时候，他心里感到踏实，也很幸福，就像在吃甜饼。奇怪的是，文章写完以后，他又把它们烧掉了。他说，他不敢也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宁愿相信他看到的一切，仅仅是个噩梦……
在白圣韬接下来的讲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在火车上，白圣韬差点向小红讲了那个“拦截”事件，即那个亮出生殖器的事件。至于生殖器，与孔繁泰先生称它为“马的阳物”和“警棍”不同，白圣韬把它说成了“驴剩”。但他最后还是忍住了，没有讲出来。
喜鹊唱枝头
白圣韬说，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葛任曾寄回《申埠报》。但至今为止，我尚未找到这些文字。或许，它们与葛任别的文章一样，已被烧毁？因为人的命运，就是文字的命运。
对葛任在苏联生活的情形，除了白圣韬的口述以外，还有孔繁泰的记述。费朗先生的文集《L'Entretieninfini》（无尽的谈话）中，收录有孔繁泰的一篇文章《俄苏的冬天》。文中，对葛任当时的生活有较为完整的叙述。这篇文章还证实，葛任确实有过一个俄文名字：
尤郁斯基，有时也被写做忧郁斯基：
到法国没多久，我收到了葛任先生的信。他向我询问冰莹的地址。在同一封信中，葛任先生还邀请我到俄国一聚。受俄国革命的感召，我早就想去了。从法国去俄国须经过柏林。我形单影只，坐火车，又转汽车，到了柏林。从柏林到赤都，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经波兰，立陶宛，再到赤都。一条是水路，到斯忒丁上船，在彼德格拉登陆，尔后坐车去赤都。那时正是冬天，柏林的河流还被冰雪覆盖。破冰船驶过时，那些冰块互相推搡，常常一跃而起，白浪滔天，但在它的顶端，有时却会落着一些鸟儿。我从那些鸟身上，看到了我和葛任的影子，我们无枝可栖，只好与巨大的冰块一起漫游。为早点见到葛任先生，我选择了陆路。
……刚到赤都的时候，我住在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里的中国学生告诉我，他们也是很久没有见到葛任了，听说他住在莫斯科高山疗养院。他们说，与葛任一起来的白圣韬也在高山疗养院，边陪护葛任，边学习他的医学。第二天，我正要到疗养院去，葛任自己来了。他完全是一副俄国人的打扮，穿着一双毡靴，手里拿着一顶圆形礼帽，夹鼻眼镜在鼻梁上跳动着。他显然是匆匆忙忙赶来的，围巾的一头拖在地上。我一时竟没能认出他。为把玩笑开足，他说的是俄语，说他是来找孔林洛夫的。他浑身是雪，就像被一朵祥云笼罩着的善行使者。当他卸掉了礼帽，我才认出他是久别的葛任。孔林洛夫是他送给我的见面礼，一个俄文名字。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大都有个俄文名字。陈延年的名字叫苏汉诺夫，他的弟弟陈乔年名叫克拉辛，众人当中，赵世炎的名字最简单，叫辣丁。葛任的朋友白圣韬也有一个俄文名字，叫格罗梅科。葛任的名字是他自己起的，叫尤郁斯基，或忧郁斯基。至于为何起这样一个名字，他自己解释说，因为他每天都很忧郁，也很犹豫。起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告诫自己不再忧郁，也不再犹豫，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座右铭。至于他送给我的俄文名字，他说，这是由于无论我走到何处，都是孔夫子的后人。
在俄期间，我就叫他尤郁斯基，有时叫他尤郁。他认识的俄国人很多，但朋友很少。他最好的朋友是个瘸子，名叫亚历山大罗维奇，我们都叫他亚历山大。他曾是布尔塞维克，是个研究东方的学者，他会写汉字可说不好。令我惊奇的是，他还会说世界语。他首次见我就问：“Cuviparolas esperanton（你会说世界语吗）？”亚历山大的腿是在战场上被打断的。据他说，他是在中秋节那天和尤郁认识，当时尤郁让他品尝到了只在书里见过的月饼。这个亚历山大，曾极力鼓动我们到西郊麻雀山游玩，说，不去实在可惜，因为拿破仑曾在那里观看莫斯科大火。那天，因为尤郁发烧了，格罗梅科（即白圣韬）反对我们去。几天之后，亚历山大找了一辆马车，说要带我们去托尔斯泰的故居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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