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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1966年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高校任教，现为河南省某文学杂志副主编。著有长篇小说《遗忘》、《花腔》，小说集多部，曾获首届鼎钧文学奖等，作品多次被选入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各种选本。为目前最受文坛瞩目的青年作家之一。
李洱是青年作家中自我跨越度最大的写作完成度最高的一个。他的作品一部比一部更具内在的颠覆力量。荒诞中有着令人惊怵的真实性，最强有力的“花腔”才能决定。文化传统与知识者生态的关系、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这些二十世纪中重要的文学母题，到李洱这里，无论写法还是意识，无论深度还是广度，无论谐趣性还是庄重性，都标志着中国文化的进展程度。
访问者：马季 中国作协《长篇小说选刊》编辑部副主任。著有诗集《城市敲钟人》，专著《欧美悬念文学史》、《读屏时代的写作——网络文学十年史》等。
受访者：李洱 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午后的诗学》、《饶舌的哑巴》等多部作
品。作品被译成德语、日语、意大利语、法语、英语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等。
关注知识分子生活
马季：从《导师死了》、《午后的诗学》、《遗忘》到《现场》，知识分子在不同状态、不同境遇下的生活，一直是你早期叙事的主题，那么，你在当下知识分子的处境中发现了什么呢？
李洱：我一直关注知识分子的生活，一直想用小说的方式探究知识分子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困境，探究个人存在的意义。我用很多的故事，从不同的侧面入手，从很小的角度入手，试图来呈现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对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复杂境遇的理解。对知识分子，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他的无力性。有时候，他可能会比别人过得优越一点，房子好一点，职称高一点，脸皮也白净一点，但内心的那种无力性时刻缠绕着他，有如灵魂附体。因为这种无力性，他连叹息都无法强劲地发出。
马季：你的阅读涉及哪些领域？文学以外，你喜欢的，或者认为必须阅读的书有哪些？
李洱：以前读文学书很过瘾。但现在大多数小说，读起来不过瘾，不解渴。先不说立场问题，很多小说连起码的“问题意识”都没有，有点稀松了，甚至是过于稀松了。我比较喜欢读旧书，读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方面的书，也读文学理论方面的书，起码从中能学到一点知识。但我不能开书单，倒不是说我不想把自己的葫芦锯开，而是你认为应该放进葫芦里的东西，别人可能不屑一顾。
新生代作家仍保有先锋精神
马季：游戏精神和隐喻性是新生代作家写作的普遍特征，比如在你的小说中，始终充满了暗示，意外事件似乎随时可能发生，《导师死了》之面对死亡，《朋友之妻》之面对道德……认真地面对无聊，真实和荒诞合二为一。这样的理解是否准确？
李洱：新生代作家也是一个大略的说法，和“70后”作家的说法一样，不大靠谱。当然我理解你的所指。我想所谓的新生代，他们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先锋叙述和当代日常生活结合了起来。新生代以前的小说，很少触及当代生活，小说带有过于强烈的虚构特征。新生代作家的小说，几乎都有着写实面貌，但它又不像新写实小说那样平铺直叙，还保持着必要的先锋精神。说到对偶然性、意外事件的关注，我倒不认为这是新生代作家的特点。小说中的事件，本来就是偶然中的必然。最先发生的事件是一个偶然事件，随后却是一系列合乎逻辑的演变过程，我想所有的小说都概莫能外。因为他们写的大都是当代日常生活，所以容易给人造成拿无聊当有趣、拿荒诞当真实的印象。但是，如果你觉得它确实足够有趣，并且足够真实，这已经说明了小说的成功。当然，对我来说，我一直在寻求变化。
马季：这一代作家有夹缝中的感觉吗？市场没有先锋作家活跃时期那么宽容了，混淆视听的非文学的声音也很响亮。当然，对像你这样的作家，诱惑也很多。耐力和信念是否越来越重要了呢？
李洱：上世纪90年代初，先锋小说还谈不上市场。当时最有影响的那几个先锋作家，书的实际发行量也不会超过3000册。“先锋作家”这个词本身，就说明了它和读者的疏离。先锋作家后来在市场上的走红，是因为他们的小说迅速被风格化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被格式化了，这在文学界内部引起了广泛的模仿。他们在被模仿中走红，也在被模仿中被逼上绝路，甚至不得不暂时搁笔，或者寻求新的变化。只要重返当时的文学现场，就可以清楚地看清这一点。我想，当时的先锋作家对此也不会否认。至于诱惑，我不知道。而耐力我认为它从来都很重要。
小说要讲究形式感
马季：现在大量的农村题材作品，以关注底层、描述苦难为己任。这当然不能说不对，但又脱不了经验重复之嫌，《石榴树上结樱桃》走了另外一条路子，你当初是如何考虑的呢？
李洱：我只能写我感受到的生活，写知识分子是这样，写乡村也是这样。确实有评论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开辟了写乡村生活的另外一条道路，但我觉得好像还不能这么说。就风格而言，我想它与我以前的小说风格有某种延续性。就喜剧性而言，只要有过短暂的乡村生活经历的人，都会知道乡村生活处处充满着喜剧性。这种喜剧性是农民在对抗严酷生活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一种精神要素。鲁迅的乡土小说，那里面就有很多的喜剧性。就小说所表现的当下生活而言，我倒是乐于承认，以前确实很少有人去触及这些生活。不过，《石榴树上结樱桃》出版以后，写当代乡村生活的小说越来越多了，这也是我乐意看到的。
马季：《石榴树上结樱桃》里的“颠倒话”，形式即本质，是一种乡土智慧，大暗喻，为什么想到采用这个形式？它在你的乡土叙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李洱：一种矛盾修辞，长期以来一直让我兴趣盎然，而“颠倒话”就是乡村最常见的以矛盾修辞方式出现的民谣。我当然不能放过它。书中所引的“颠倒话”，大都有案可查。但写作的时候，风助火势，我一时兴起，就趁机又编了一些放到了里面。我自己觉得，“颠倒话”不仅能在乡土叙事中起到微妙的效果，也能在别的叙事中起到效果。我觉得“颠倒话”这种修辞方式，特别适应于小说叙事。这样一种修辞方式背后所隐藏的思维方式，与小说写作所需要的思维方式，有着微妙的关系。
马季：我觉得你是个很讲究形式感的作家。能谈谈你对小说形式的看法吗？
李洱：据说现在再去讲究形式感，已经落伍了。但我很高兴，很高兴能被看成是一个讲究形式感的作家。小说当然要讲究形式感。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他所创作的每篇小说都有它自己的形式感，那么，我会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作家。想想看，鲁迅的小说，哪两篇是重样的？我感到，小说很有必要找到新的表达方式，以激活它与现实的对话关系。但那究竟是怎么一种形式，却没有定论。我倾向于认为，应该出现一种新的知识类型的小说，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多种对话，形成一种对话主义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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