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

　作为新生代代表作家，李洱一直以《导师死了》、《现场》等知识分子小说而知名，2002年出版的《花腔》更以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让人印象深刻，然而跨过《花腔》这一高峰，两年后李洱在新作《石榴树上结樱桃》中突然将视线转向乡村生活。昨天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李洱表示，这是以知识分子的立场理解乡土中国。
　　为了成为纯粹知识分子
　　《石榴树上结樱桃》通过农村选举的故事试图反映权力对乡村的侵蚀。提及转型，李洱表示，其实写农村题材是为了成为更纯粹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如果只关注自己的生存状况那肯定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来说“我”很重要，“他”更为重要，有一种责任在里面。“尽管小时候曾经在农村生活，但我对乡村还是不够了解，写的时候需要不停上网查些资料，核对一些事实。”李洱表示，在保证史实资料无误的前提下，他坚持以知识分子的立场理解农村，并认为如果处理好生存经验上的“隔”，可能效果比“不隔”还要好些。
　　关注农民文化生存状况
　　事实上，对“乡土中国”的记述已经在莫言、阎连科等那里达到一个高度。李洱表示，以往的乡土题材小说写乡村，或神秘蹊跷，或极端苦难。他不会编造一个故事将农民的苦难推到极致去写，而是试图反映农民在当代的现实生存状态，特别是他们的文化生存状态，
　　李洱认为，当代农民的话语生活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那就是农民话语生活与生存困境之间的缝隙：农民会站在猪圈里打着手机讨论村委主任的选举问题，一边搓脚趾头一边讨论台湾海峡问题，嘴里不断迸出“全球化”、“女权主义”等等词语的场景。
　　他表示，虽然这显得与农民生存困境格格不入，但却是真实的当代农民话语生活。在眼下这个复杂的语境中，农民话语生活与生存困境之间的“缝隙”正是他关注的焦点，在讲述的同时，他还对这种“缝隙”进行辨析，也就是一手讲述故事，一手分析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