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下午，由市作协举办的“城市文学讲坛”系列讲座第三期开讲，著名作家李洱为作家班学员们和前来旁听的文学爱好者作了题为《小说的虚构》的讲座。近八十人旁听了讲座。

　　李洱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详细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大众传媒时代”，提出大众传媒已经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而文学怎样对此作出回应是每个写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李洱用传媒学者巴特勒的理论结合当下现实（如易中天现象等）来论证大众传媒已经非常深入地影响了每个现代人的生活，并深入地阐述了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对此的感受。他尖锐地指出现代人对以非虚构的形式出现的大众媒体的误解，即往往会误认为大众媒体提供了一种最大限量的真实信息，并忽视以虚构面目出现的文学。他以“新闻主播”制度的创始人克朗凯特为例，告诫我们大众媒体经常以编码和反映局部真实等手段来制造虚假信息，并提出了“大众传媒时代小说何为”这一问题。

　　李洱认为，现代人越是生活在非虚构的时代，虚构就显得越重要；越是生活在一个被图像包围的世界，文学书写就显得越是珍贵。他用马尔库塞的“他者”来指出只有用虚构的文学来与非虚构世界构成对抗才能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李洱具体地分析了文学这个“他者”与大众传媒即非虚构世界的关系。他谈到，西方现代文学鼻祖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故事来自于大众媒体，并以此来说明大众媒体使文学创作的来源变得更丰富。他用鲁迅的《阿Q正传》的写作与报纸编辑的关系来说明大众传媒对写作的直接影响。通过沈从文创作《长河》和《边城》的缘起的分析，来详细论证报纸这一大众传媒对地方性叙事的影响。

　　接着，李洱用大量的生动事例（包括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解释著名学者波茨曼的“娱乐至死”这一经典论断，即大众传媒提供给我们的声音实际上只有一种，那就是“娱乐”，大众传媒用没有价值的集体的欢乐代替了个人非常真实的痛苦。他由此认为小说的叙事结构要再次作出新的调整，以此来反映个体有价值的痛苦。他以莫言的《檀香刑》、毕飞宇的《玉米》、格非的《人面桃花》为例，讲述了当代作家们在调整写作方向上所获得的可喜的成果。

　　最后，李洱结合中国社会形态的复杂性，用“历史的终结”理论来指出中国的历史还远未“终结”，存在巨大的“痛苦”，他希望中国作家必须用非常专注的心态去“捕捉”这个无法被整合进大众传媒文本里的“痛苦”。临近讲座结束时，李洱套用波兰作家米沃什的话来指出对重的“痛苦”和轻的“痛苦”的繁复关系的描写是中国作家目前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