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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些作家处于媒体焦点之中，还有些在焦点之外。在我看来，小说家李洱属于后者。虽不在焦点，但又不至于离靶心太远，于是更像一个文坛的潜伏者。潜伏者的禀性是旁观而不介入，尽量不使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成为事件。尽管这在当下的通行法则看来，机会错失，有些可惜。比如去年底，德国总理默克尔来访，送给中国总理的书，就是他德文版的《石榴树上结樱桃》。此前，这位德国总理点名要见这位中国作家，但他那时则在乡下陪病中老母。这些，只在今年小说重版，才得以为人所知。无独有偶，他的小说《花腔》译成韩文版，今年在韩国知识界引起关注，我也是通过他的小说责编才获知一二。翻译《花腔》的韩国文学博士朴明爱，感慨于它出版一个月就引发震动，写了长长的评论来分析原因，有一句话这样说：“《花腔》敏锐地触及了中国现代史上这个重要的问题，它可以对韩国作家处理类似主题有启示作用。李洱的《花腔》之所以引起惊人的反应，还因为作品实力雄厚，有很复杂的叙述结构以及惊人的想象力，从而让人发现了中国大陆当代文学进步的一面。”而这个评价，又惊人地与德国媒体评价《石榴树上结樱桃》相似，“谁想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的话，就应该阅读李洱的小说”。
《花腔》初版于2002年，《石榴树上结樱桃》初版于2004年。就一个有才气的作家，李洱作品的热效应今年才渐渐释放出来。这使我觉得，现在也许才是采访他的契机。
关于他的作为小说家的才气，我是从他的小说同行那里印证的，有人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小说家”，把他引为竞争对手。有人会说他讲故事一流，有些恶作剧“只有李洱能做得出来。”说这些话的语气，不像是生气，而是钦羡。这些被综合起来，便是媒体上所形容的他，“诚挚而狡黠”、“严肃又八卦”……
韩国学者朴宰雨，描述这位中国作家，爱引用一段话，形容他的面部表情之复杂：两眉紧蹙，然后又笑容浮现，笑容夹着嘲讽，面容又绝对真挚……看着他发来的照片，我深以为然，向他发短信：你很像余则成啊，他的短信回复过来：余则成是谁？这名字听来很熟……
于是，我更认定他是一个潜伏者。在喧嚣中选择潜伏，这些是不是都是一种小说准备——写一种经过审视的生活？也只写这种正在接受省察的经验？
《花腔》之知识分子题材
流动的花腔，什么是历史的真相
孙：《花腔》是你重要的一部长篇，也是中国作家知识分子题材中的佼佼者。我看重的是它传达出的知识分子在历史选择当中难言的那部分。主人公葛任选择了隐居，各种政治势力带着不同的使命而来，想要把他放在他们想要摆的位置上。通篇都是不同人围绕着葛任的“有甚说甚”，但这到底通往历史的真相，还是不同人的“花腔”？小说留给我们许多疑惑。重读《花腔》，我在想，李洱不是在探求真相，而是在表达对历史真相的疑惑。
李洱：写《花腔》的时候我很犹豫，就像走钢丝。这有点像书中的人物。他们在讲述葛任的故事的时候，也是东躲西闪的，不敢一锤子定音。敢于一锤子定音的，肯定是句废话。事隔多年，我几乎还能想起书中某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前面一句是什么，后面那一句是什么。因为那种犹豫的写作加深了我的记忆。可是奇怪得很，如果你叫我把整部小说要表达的意思完全说出来，我又不知道该从何谈起。对“历史的真实”的困惑，显然是小说要探究的主题之一。可是，经过那么多人的讲述，我们最后看到的真相，可能就是那些材料，那些眉飞色舞的讲述，那些腔调。要说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相，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就是真实。一分钟之后，它就成了回忆，当我们拿起笔去记录的时候，就已经免不了要丢三落四了，要添油加醋了。如果考虑到，小说的那三个人，差不多是枪逼着，或者是在利益和美女的诱惑下，去讲述故事的，那么他们所讲的故事与当初的那个真相，距离就更远了。我比较满意的是，主人公葛任的命运，通过那些讲述还是比较清楚地呈现了出来，绝大部分读者还是能够感觉到葛任的基本性格，感觉到他的悲剧性，感觉到他作为一个人在面对历史，面对现实的时候，要做出一种选择是多么困难。我想，这部书的很多读者，其实都能从葛任身上看到自己的命运。
孙：葛任与瞿秋白，令我想到基耶洛夫斯基的电影《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我特别喜欢刘小枫对它的诠释，一个是另一个的影子。一个痛哭，另一个会有感应。在你创作的时候，葛任与瞿秋白的双设，是不是你最得意之笔，你是怎么想的？
李洱：很感谢你的这个理解。那也是我喜欢的一部电影，你的这个比喻很贴切。我承认，葛任身上确实有很多瞿秋白的影子。我多次想过，如果瞿秋白没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死去，而是经历了长征，到达了延安，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死当然肯定要死的，即便没有肺病，他也会死去的。如果他侥幸没死，而是通过隐居活到了“文革”，他也会死的，即便他没有病，小酒喝着，爱情美满，儿孙满堂，他也会死的。不过，要把这两个人做比较的话，我想说，就命运的复杂性而言，瞿秋白好像还比不上葛任。葛任思考的问题，面对的困境，只能比瞿秋白更多，而不可能更少，因为我们的现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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