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喊我的名字时，我正在会所前的空地上徘徊，听见喊声，我抬头望过去，他正朝我走过来。十几年没见，他还容颜未改，还是那么瘦，没有挺起的肚腩，依旧一副我心中文人的摸样。我笑着握住他伸过来的手，说他还和学校那会差不多啊。他嘿嘿地笑，一边和我搭话，一边引我往会所里走。这时是2005年5月15日的午饭时间，阳光正好，晒得人懒洋洋的。

说起来，李洱是师兄，高我两届，但我们不同系。他读中文系，我读经济系。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华东师大上学那会，文学和经济同样热。那时我对文学万分着迷，很崇拜中文系的人，不但和夏雨诗社的人混在一起，整天捣鼓诗歌，还老往中文系的宿舍里跑，遇见许多癫狂邋遢的“文人雅士”，有关他们的奇闻逸事，早在校园传遍。但显然李洱不在此列，他是我喜欢的另一类文人，文质彬彬，斯文得体。那时他写得一手好散文，在搞一本叫《散花》的油印杂志，上面发过中文系几个才子的一组同题散文，叫《林阴道上的咖啡馆》。恕我愚笨，直到现在，都没搞懂他们那组散文的寓意。

我们在不同的文学社团，但偶尔一起参加活动。记得有次去上海的“大世界”参加文学活动，晚上一起坐车回来。我站在车上，手吊在扶手上，一路听他说些笑话，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总之蛮好玩的。后来他一毕业就杳无音信。我毕业后回深圳，写了近十年的诗歌。到90年代中期，我的写作从诗歌转向小说。小说写完便跑图书馆，翻阅文学杂志，找地址四处投稿。我注意到一个叫李洱的作家，频频出现在各家杂志上，但当时也没太留意，也没看过他的作品，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红，到处都是有关他作品的评论。后来我翻阅到《作家》杂志，有一则他的简介，还配了照片，我这才知道，李洱就是荣飞呢！我记不清楚了，我是从朱彦鹏大哥还是从格非那里要到了他的电话号码，我打过去，他在郑州家里，显得挺惊讶的，连说真没想到呢。

我们就这么联系上了，但一直没能见面。在电话里，我们聊了很多，谈过他的《花腔》和《石榴树上结樱桃》两本书，似乎前者的成就比后者高。他问过我的看法，我也实话实说，我喜欢后者，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后者的。我常说，你来深圳玩吧，我请你吃饭；他也笑着说，我去郑州玩的话，他请我吃饭。这话说了几年，没想到，我们却是在北京见了面，才有了两人的饭局。

我们往会所走，遇见一个女服务员，李洱逗她说，这小妹妹很好的，我们就在这吃吧。那小妹妹抿嘴一笑，领我们往大厅里走。到了门口，望一眼，李洱又说，要不我们吃烤鸭吧。说过又带我出来，横过马路，往对面一家烤鸭店走。进去一看，人多声杂，根本没法说话，我们又倒回那家会所去，进大厅挑位子坐下。我对李洱说，你点菜，我请客。李洱只问我喜欢吃什么，我说我对吃的采取通吃的态度。李洱说他还比较讲究吃的，于是点了许多菜，边吃边聊些琐事。吃好，他说晚上要回趟郑州，得回去收拾东西。

我喊服务员过来结账，但李洱坚持说他是东道主，这饭他请，抢着结了账。之后，我们还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由那个可爱的小妹妹给我们照了个合影。出了

会所，李洱让我到他家坐一会。我注意到他心事重重的，有点担心会打扰他。李洱说，那半个小时吧。

在他宽敞明亮的家里，我们坐在阳台上聊天。我注意到阳台的壁柜上摆了些他夫人的奖座，我就问他的呢。他说要是摆出来，他不是有病吗？我说他太谦虚了，他只是笑。我问他干吗心事重重的。他说自己是个懒散的人，但总有许多琐事要做。谈到写作，我说挺羡慕他的成绩的。不过，他却说挺羡慕我这种状态的，爱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我有点惊讶，说你说笑吧？李洱解释说他欠了许多文债。我笑说这不挺好的嘛。李洱苦笑一下，说写得太快的话，对得起编辑，却对不起读者，反过来也一样。他话不多，我也是，有时候我们就不说话，都发呆，想起就搭一句话。后来他送我下楼，我出来一看表，都过了一个小时了。

从北京回来，我将照片冲出来，一看，李洱和我都显得严肃，都心事重重的。后来，我们通了个电话，他正在修改一个小说，听他的语气，有点烦躁。我打趣说，烦什么啊，作品能发在那么好的杂志上。他却不以为然，说我不明白。我说我想烦都没得烦呢。他反问我，一个月能写出两个中篇，两个短篇吗？我说那我不行。他说搞“联网四重奏”的时候他就干过，那太难了。想想也是，他是这么个认真的人，要想敷衍，肯定不可能。我想这就是他苦恼的原因吧。后来聊到我的作品，我让他挑毛病，他说我的东西太平，不够深刻，没有痛感。我辩解说，我看世界的眼光是平和的。他说小说不该这样。他以前给我的书《貌合神离》写过书评，写得十分机智好玩，还不失宽容大度，对我笔下留情，让人看了有份温暖感。

这次北京见面，距我们上次在学校的见面，中间相隔了大约15年。时光飞逝，他现在已是著名作家了，但还保留着那谦谦君子的风度，和他相处，让我毫无见外的惶恐。而我呢，白的头发比他多，肚子也比他挺，学问却没见长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