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读了你的《花腔》，觉得你、书中的人物和读者好像在进行对话，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你的叙述方式很独特，特别容易让读者进入状态。这种“花腔”的叙述方式与传统的叙事方式截然不同。
李洱：阅读就是对话。实际上，我把写作也看成是对话，是作家与读者、与书中的人物的对话，是作者和读者在交流对生活的感受、看法。这不是取悦读者，不是献媚，而是对读者的尊重。我想，《花腔》的写作可能得益于我的这种想法。
记者：知识分子题材一直是你钟情的，从《导师之死》到《午后的诗学》。《花腔》写的也是知识分子葛任在历史中的命运。为何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如此关注？
李洱：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很多都来自知识分子的选择和被迫选择。我想，今天知识分子的很多选择，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并不是要替他们鸣不平，并不是要秉笔直书。坦率地说，今天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比底层民众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对此，我想很多人都应该有原罪感，当然，大多数人是没有的。这些人的胃口很大，手一直伸着。即便得了胃溃疡，即便双手已经肌肉萎缩，这些人还是要吃，还是要拿。事实上，这些人不能称为知识分子，他们只是有文凭、有高级职称的市侩。他们的脑子里可能还残存有理想和良知，但他们的身体已经被汹涌的商业大潮淹没，所谓身首异处。我熟悉他们的生活。把他们当成写作对象，我想可能会对社会产生净化作用。
记者：您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写《花腔》，感到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所有困难，都跟我们的历史有关，历史也是现实的一部分。您如何看历史对人的影响？
李洱：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意识不到历史对人的影响和限制，人就不能够生活在真实之中，他也无法真正进入眼下的生活。但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他对这种限制和影响有所警觉。我想，这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该有的基本品格。
■关于茅盾文学奖：莫言是除不尽的余数 阎连科的小说是原子弹
记者：《花腔》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您如何看这个奖项？如何看其他入围的作家，如莫言，您的河南老乡阎连科的作品？
李洱：它大概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奖。我用的词是“影响”，而不是别的。莫言当然很棒。作家当中，他是永远除不尽的余数，是真正的另类。莫言的中篇、短篇、长篇小说，每一部都值得关注。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是这个时代最奇妙的景观，他笔下的生活永远土得掉渣，但却跟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他的每部长篇小说都是原子弹，他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陀斯妥耶夫斯基。
■关于《石榴树上结樱桃》：乡土文学应从固定的符号化的状态中走出来
记者：正如您所说，中国的乡土文学，有沈从文笔下“桃花源”式的边城湘西，有孙犁笔下的荷花淀，但是全球文化背景下已经变异的乡村在文学作品中却极其少见。您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写中国乡村的选举，应该“前无古人”吧？您如何看乡土文学在中国的走势？
李洱：沈从文写“桃花源”式的《边城》，是他对那个时代的有力回应。一个作家，肯定要对他生活的时代做出文学上的回应，《石榴树上结樱桃》是我的回应。纯粹的一种符号化的乡村生活已经很难找到了，它在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变异，甚至是变异中的变异。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杂烩是一种纯中国式的杂烩，现在的杂烩却是狗肉火锅＋可口可乐＋西洋参鸡汤＋热狗。中国的乡村选举，我当然非常关心，我觉得它跟我们的生活关系密切，我认为需要我们关注。我想，中国的乡土文学应该从固定的符号化的状态中走出来，能够对我们遇到的困难作出回应。
记者：河南的几位作家，如阎连科、李佩甫、刘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