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昨天我才意识到，我与这本书已经相伴十年了。这让我感到惊讶。但是，如果能更深入地了解葛任的故事，我就是再花去十年，也是值得的。
　　其实，这并非我一个人写的书。
　　它是由众多引文组成的。我首先要感谢医生白圣韬、人犯赵耀庆以及著名法学家范继槐
　　。他们不光见证了葛任的历史，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而且讲述了这段历史。读者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讲故事的能力足以和最优秀的侦探小说家相比。他们的讲述构成了本书的正文部分。其次我也要感谢冰莹女士、宗布先生、黄炎先生、孔繁泰先生，以及外国友人安东尼先生、埃利斯牧师、毕尔牧师、费朗先生、川井先生等人。作为本书的副本部分，他们的文章和言谈，是对白圣韬等人所述内容的补充和说明。
　　读者可以按本书的排列顺序阅读，也可以不按这个顺序。比如可以先读第三部分，再读第一部分；可以读完一段正文，接着读下面的副本，也可以连续读完正文之后，回过头来再读副本；您也可以把第三部分的某一段正文，提到第一部分某个段落后面来读。正文和副本两个部分，我用“@”和“&”两个符号做了区分。之所以用它们来做分节符号，而不是采用通常的一、二、这样的顺序来划分次序，就是想提醒您，您可以按照自己对故事的理解，重新给本书划分次序。我这样做，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因为葛任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叙述中完成的。
　　有人说，葛任的生与死，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与死。还有人说，葛任身后长着一条尾巴，一条臧否各异、毁誉参半的尾巴，一不小心就会抽打住您的神经末梢。前天早上，我打开电脑的时候，又看到一位朋友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葛任是一块魔毯，既能将你送上云端，也能将你推下幽谷。这些话准确与否，读完本书的朋友或许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我是葛任还活在世上的惟一的亲人，但书中的引文只表明文章作者本人的观点，文章的取舍也与我的好恶没有关系。请读者注意，在故事讲述的时间与讲述故事的时间之内，讲述者本人的身份往往存在着前后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一差异，他们的讲述有时会出现一些观念上的错误。我相信读者能正确地看待这些错误，所以我并没有做出太多的纠正。我只是收集了这些引文，顺便对其中过于明显的遗漏、悖谬做出了必要的补充和梳理而已。当然，因为葛任是我的亲人，我对他的爱也与日俱增，所以在与本书相伴的十年间，尽管工作的性质要求我保持冷静和超然，但很多时候，我还是忍不住要放声大笑，或低声哭泣，或在沉默中战栗……

2001年冬
消息

　　
　　时 间：1943年3月
　　地 点：由白陂至香港途中
　　讲述者：白圣韬医生
　　
　　听 众：范继槐中将
　　记录者：范继槐随从丁奎
　　将军，有甚说甚，那消息是田汗告诉我的。那时我还在后沟。干你们这一行的，定然晓得枣园后沟。对，那里有一所西北公学，还有一个拘留所。我自然是在拘留所里。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来月。那天晚上，当田汗来后沟看我的时候，我想，他定然是看着同乡之谊，来给我送行的。唉，我可能活到头了。按说，我是学医出身，也上过战场，死人见多了，不应该感到害怕。可是，一看到他，一闻到他身上的酒气，我的胆囊还是缩紧了，就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窖。我做梦也没想到，田汗是来告诉我那样一个消息的。
　　他把我领了出来。走出那个院子，我看到了他的卫士。他们离我们十几步远，猫着腰来回走着，就像移动的灌木。此外还有几个站岗放哨的人，他们拿的是红缨枪。（在夜里）那红缨看上去是黑色的。此时，朔风劲吹，并且开始下雪。一个卫士走了过来，递给田汗一件衣服。那衣服是用斜纹布做成的，就像医院里的病号服。它比老乡织出来的土布软和，惟有首长和刚到延安的学者才有穿的份儿。不瞒你们说，当田汗把它披到我肩头时，我忍不住流泪了，鼻涕也流了出来。田汗看着我，想说些什么，但一直没有说。我的脑子更乱了。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他说，这里太冷了，还是回后沟吧。他没有把我送进拘留所，而是把我带进了一间暖烘烘的窑洞。看到墙上贴的列宁像和教室分布图，我方才晓得那是西北公学的一间办公室。他把鞋脱了下来，掏出鞋垫，用火钳夹住，悬在火盆上方烤着。一个卫士进来要替他烤，他摆了摆手，命令他站到外面去，不许放一个人进来。窑洞被他的鞋烤得臭烘烘的，再加上炭火的烟气，我的眼睛就熏得眯了起来。不怕你们笑话，当时我觉得那味道很好闻，很亲切。他翻开自己的裤腰，逮住一只虱子丢进了火盆，我听到叭的一声响。尔后，他又逮了几只，不过，他没有再往火里扔，而是用指甲盖把它们挤死了。
　　他身上的酒气，让人迷醉。他掏啊掏的，从身上掏出一个酒葫芦。他把酒葫芦递给我，尔后又掏出两只酒杯，用大拇指在里面擦了一圈。他给自己倒了一杯，也给我倒了一杯。他说：“喝吧，怎么？还得我给端起来？”这是两个月来，第一次有人请我喝酒。我又流泪了。当他又从怀里掏啊掏的，掏出两只猪蹄的时候，我赶紧咬住了嘴唇，不然，我的口水就要决堤而出了。田汗问我这酒怎么样，我说，好啊，真好啊。葛任没死的消息，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听说的。我刚啃了一口猪蹄，就听他说：“有件事，给你说一下，葛任还活着。”我吃了一惊，一下子站了起来，就像被火烧了屁股。
　　有甚说甚，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去年，也就是三十一年（注：即1942年）冬天，我从前线回到延安时，田汗噙着泪，向我讲过葛任的死。当时，他说得有鼻子有眼，说三十一年夏，葛任带着部队出去执行任务，黄昏时分，在一个叫二里岗的地方，遽然与一股日军遭遇了。二里岗有一个关帝庙，葛任的部队就是在关帝庙四周，与敌军激战了几个时辰，最后为国捐躯，成为民族英雄的。他告诉我，有人私下把葛任说成是关公似的人物，当地的民众还嚷着要在关帝庙里为葛任立碑。将军，田汗这么说的时候，我是边听边流泪呀，都不晓得说甚么好了。有好长时间，我夜夜梦见葛任，每次从梦中醒来，我都唏嘘不已。唉，未曾想闹了半天，葛任竟然还活着。
　　这会儿，田汗讲完之后，一边用劲地拍着大腿，一边说：“驴日的，我真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葛任同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呀。”随即，他又提醒我，此事尚无人知晓。事不秘则废呀，一旦走漏了风声，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就会提前下手。那样一来，葛任同志可就性命难保了。
　　将军真是心明眼亮。对，田汗冒雪来看我，当然另有目的。我想到了这一点，但他不说，我不敢贸然发问。待我啃净了一只猪蹄，他才说，他命令我到南方去一趟，代表他把葛任接回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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