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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想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哦，想起来了。他说：“葛任同志在南方受苦了，身体原本虚弱，肺又不好，够他受的。你去把他接回来，让他回延安享几天福。你是医生，派你去最合适不过。不知你意下如何？等办好了此事，我就去给组织说说，把你的问题解决了。戴着托派帽子，你不觉得丢人，我还丢人哩。谁让咱们是老乡呢？丑话说头，要是办砸了，可别怪我挥泪斩马谡。”
他说得很笼统。只说南方，没提大荒山，更没有提到白陂镇。我当时对他说，我呢，只是一介书生，又犯过路线错误，恐怕难当此任。他说，不管白猫黑猫花猫，捕得耗子便是好猫，祝你完成任务。我问他组织上是不是已经决定了。他脸一沉，举着烧得通红的火钳，说：“你呀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有句话一定要牢记心间，不该你问的，你就不要多嘴，更不要随便记日记。你不说话，也没人把你当成哑巴。不写日记，也没人把你当成文盲。”我赶紧立正站好，对他说，我跋山涉水来到延安，为的就是给革命做贡献。如今机会来了，头可断血可流，也不会辜负你的教诲。
按田汗的吩咐，当晚我还住在后沟。田汗还交代看守，让我独自住了一间窑洞。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一晚上撒了好几泡尿。每次撒完尿，我都一边打着尿颤，一边对着贴在窑洞里的那张列宁像鞠躬。因为下雪，天地之间都是灰的，让人觉得天很快就要亮了。鸡好像被雪迷住了，半夜就叫了起来。鸡一叫，我就一骨碌爬了起来，站在那里，还不由自主地抬起了脚。这样连续搞了几次，我的右腿就开始痉挛了，我很担心右小腿的静脉炎恶化，令我不得不推迟行期。唉，进拘留所之后，我那个地方挨过几脚，十分敏感。
人是需要互诉衷肠的，那是一种幸福。是的，一想到可以对葛任倾诉衷肠，我就觉得这将是一次幸福的旅程。我还想，葛任见到我，一定会满脸通红。他是一个羞涩的人，受到一点恩惠，就会脸红。将军说得对，这与他的革命者身份不符。若知道我是千里迢迢赶来看他的，他不脸红才怪呢。我这样想着，就在鸡叫声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可刚睡着，就听见轰的一声，接着我就听见有人喊，出事了，出事了，当中还有人哭爹喊娘。起初，我还以为是敌人打过来了，连忙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想着起码可以和敌人拼一下。后来，我从人们的喊声中听了出来，原来是拘留所的一间窑洞塌掉了，几个人犯被砸了进去。范将军，你问得好。那窑洞为甚么会塌下来？莫非那些人吃了豹子胆，想挖出一条道跑出来？连我都这样想了，后沟审讯科的人自然也会想到。我的头皮立即有点发麻了，仿佛看见子弹正穿过他们的眉心。
我正这样想着，一个人影闯了进来，拽住我就走。我问他：“同志，你有何贵干？”他命令我闭嘴，只管跟他走。出了院子，借着莹莹雪光，我模模糊糊看出他是田汗的卫士。那个小鬼很会说话，说首长让他来看看我是否受了伤。走了一会儿，在一个牲口棚旁边，我看见了田汗。他袖着手，披着羊皮袄，嘴里叼着烟。他命令我马上离开延安，火速奔赴张家口，面见窦思忠，尔后再到南方迎接葛任。不，将军，他还是没有明说是白陂镇。他说，具体事项，窦思忠会向我讲明白的。窦思忠是谁？他是田汗的手下，曾跟着田汗出生入死，对田汗忠心耿耿。我后面还将提到此人。当时，他（田汗）一提到张家口，我就想到了自己的老丈人。我的老丈人就住在张家口。我担心他受我连累，有甚么不测。田汗多聪明啊，甚么能逃过他的眼睛。我稍一迟疑，他就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这跟你的老丈人无关。还是葛任同志的事，窦思忠同志会告诉你如何找到葛任同志。”我问冰莹是否和葛任一起，要不要把冰莹也接回来。田汗脸一沉，说，你只管完成你的任务就行了，别的不要多问。天冷，我想回去取件衣服。他拉了我一下，说：“都给你备齐了，连裤衩都给你备好了。给窦思忠的信，就封在裤衩里。”他还特意交代我，一路上不要提葛任的名字。“记住了，葛任的代号是○号，取的是圆圆满满的意思。祝你圆满完成任务。”他指了一下沟底。我模模糊糊看见，沟底有一头毛驴，还有一个人。
田汗说完就走了。我顿觉心中惘然，在雪地里站了许久。雪越下越大，田汗的身影消失在土岗那边时，我才向沟底走去。风从光秃秃的土岗上吹来，吹到脸上有如刀割。然而，一想到马上要见到葛任了，我也就不觉得苦了。牲口棚上的苇秆呜啾啾响着，尔后风将棚顶也掀翻了。有几只鸟惊飞而起，也不晓得乌鸦还是喜鹊。我跟喜鹊有仇，因我曾用烧熟的喜鹊为人治疗便秘。灵鹊报喜，是迎客进门的，此时却叽叽喳喳地要撵我走。将军，当时我可万万没有料到，我这一走，就像瓜儿离开了秧，再也回不去了。甚么，那是哪一天？唉，我实在记不起来了。在后沟关了两个来月，脑子都不大好使了。
忧郁斯基
白圣韬说，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葛任曾寄回《申埠报》。但至今为止，我尚未找到这些文字。或许，它们与葛任别的文章一样，已被烧毁？因为人的命运，就是文字的命运。
对葛任在苏联生活的情形，除了白圣韬的口述以外，还有孔繁泰的记述。费朗先生的文集《L'Entretieninfini》（无尽的谈话）中，收录有孔繁泰的一篇文章《俄苏的冬天》。文中，对葛任当时的生活有较为完整的叙述。这篇文章还证实，葛任确实有过一个俄文名字：
尤郁斯基，有时也被写做忧郁斯基：
到法国没多久，我收到了葛任先生的信。他向我询问冰莹的地址。在同一封信中，葛任先生还邀请我到俄国一聚。受俄国革命的感召，我早就想去了。从法国去俄国须经过柏林。我形单影只，坐火车，又转汽车，到了柏林。从柏林到赤都，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经波兰，立陶宛，再到赤都。一条是水路，到斯忒丁上船，在彼德格拉登陆，尔后坐车去赤都。那时正是冬天，柏林的河流还被冰雪覆盖。破冰船驶过时，那些冰块互相推搡，常常一跃而起，白浪滔天，但在它的顶端，有时却会落着一些鸟儿。我从那些鸟身上，看到了我和葛任的影子，我们无枝可栖，只好与巨大的冰块一起漫游。为早点见到葛任先生，我选择了陆路。
……刚到赤都的时候，我住在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里的中国学生告诉我，他们也是很久没有见到葛任了，听说他住在莫斯科高山疗养院。他们说，与葛任一起来的白圣韬也在高山疗养院，边陪护葛任，边学习他的医学。第二天，我正要到疗养院去，葛任自己来了。他完全是一副俄国人的打扮，穿着一双毡靴，手里拿着一顶圆形礼帽，夹鼻眼镜在鼻梁上跳动着。他显然是匆匆忙忙赶来的，围巾的一头拖在地上。我一时竟没能认出他。为把玩笑开足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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