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有个“家族徽记”：密密的抬头纹。“小时候看我爷爷的额头，皱纹非常非常深；现在我儿子一岁多就有！我们家是一代不如一代啊！”他半开玩笑地说。
    他祖父弟兄三人，当年一同投奔延安。大哥老死在那里，二哥进城之后屡获升迁，长期任军方要职。他爷爷原是延安的马列教员，后因家事返乡，在随后的年月里备受折磨。因处境不同，兄弟三人长期不通音讯。唐山大地震时他祖父给远在北京的二哥写信，问他是否平安。此后，他掐算着日子，想着几天之后可以收到回信。信如石沉大海，但祖父的等待却被孙子记住。后来李洱读到马尔克斯的小说《没有人回信的上校》时，眼前出现的不是那个流亡异乡的哥伦比亚老头，而是缄默的祖父。
李洱第一次投稿是在八九岁时，当然，投的不是自己的稿子。
   当年他的父亲考上了新乡师专，此后在济源的中学教书。上世纪80年代，他就把《百年孤独》看得津津有味，私下里也一直在写小说。其中一篇写的是农民买化肥的故事，八九岁的李洱看完父亲的小说，碰巧手里有几分零钱，就瞒着父亲把小说寄了出去，信封上写着：《光明日报》收。但他忘记在信封上留下家里的地址了。后来他父亲翻箱倒柜找自己的小说，李洱每次都吓得要死。最近他才向父亲坦白了：稿子是被我偷偷寄走了。
    过了许多年，李洱终于见到了曾身居高位的二爷爷，他既没提到那封信，也没问到他弟弟的死，只是反复教育李洱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又过了几年，李洱突然接到他的电话。问李洱是不是他的孙子，是不是写过一部小说叫《花腔》，他想看看，能不能给他寄一本。李洱立刻就想起了祖父寄信的往事。他没有当面回绝已经90多岁的老人，他说，“好吧，回去就寄。”但他终究没有寄。

给了“优”又要回去的道理

    1983年，李洱考入华东师范大学，那里曾经有“全国最好的中文系”。“80年代前期，中文系里人人都是诗人和小说家。当时文史楼有个通宵教室，一到晚上就坐满了，写小说呢，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种气氛下，就是傻瓜也会写。”
    “对我来说，80年代是文化的童年；对文学来说，那是它的青春期；对时代来说，那仿佛是新婚之后最忙乱的时期。”
    最初的小说创作跟博尔赫斯有关，此后师承的名单不断拉长：马尔克斯、昆德拉、卡夫卡、哈维尔、索尔·贝娄……“博尔赫斯，当时大家都叫他豪·路·博尔赫斯！全称，以示尊重。当时华东师大就有一个博尔赫斯，格非嘛。当然，格非的视力是1.5。”
    当时李洱跟格非来往很多。格非比他高两届，李洱写毕业论文时，格非还是助教，没资格指导论文，李洱逼着他当了自己的指导老师。
    结果李洱的论文评了个“优”。但那一次，得“优”的学生太多了，教导处说，要去掉一个。格非只好来找李洱，说，“我只是个助教，就把你的‘优’去掉吧。”李洱急了，你不给“优”就罢了，哪有给了又要回去的道理？
    李洱早期的小说，格非大都看过。“他提意见的时候很委婉，不直接说我的小说，说的都是大师的作品：霍桑有个细节是这么写的，海明威有句话是那么写的。”
    也正是格非，陪着李洱把他的第一篇小说送到了《收获》杂志社。
    “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文学是一种思想资源。奇怪的是，当时的小说其实是没人看的，包括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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