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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为可以担当帝师之任的康有为，竟沦落为只能谈风月的布衣百姓，其情可悯，其愤可知，但他说的是老实话。要担当帝师，首先要成为被帝师承认的大学问家，至少，像孔子那样，作一部《春秋》。可惜，当时他很没有把握，自己能否写出足以同《春秋》媲美的著作。
多年来，在学术上，康有为雄心勃勃，急于建树，始终难产。正如在政治上张鼎华给了他一声棒喝才如梦方醒，在学术上，他也正需要棒喝者的相助。
天遂人愿。康有为居然真的想起了一个棒喝者，立刻便前去拜访。因为，此人正在广州。
这个人就是廖平。
廖平曾是张之洞提携的门生。作为学者，其一生论学，见解多变，时有新论，屡有创造。然而，他有创新之识，却少守定之魄，勇于自我否定，怯于坚持定见。就在1888年，当康有为正在北京追求政治进步的时候，廖平将其旧著《今古学考》分为《辟刘篇》和《知圣篇》。后者说:统治中国知识界两千年的《周礼》等“古文经传”，大多都
是东汉学者刘歆伪造出来的；前者说:西汉的“今文经传”才是孔子改制的创作。但这两部惊世骇俗的著作，却因受到张之洞的申饬，廖平未敢公布并出版。
在广州，康有为忽然想起了廖平。几年前，他读过廖平的著作，观点确过人之处。据廖平后来说，康有为拜访他后，他将《知圣篇》手稿给了康有为。过了不久，二人函约再谈。这一次，廖平是否将《辟刘篇》手稿交给康有为，并无史证。但仅仅过了一年，廖平发现:康有为的一部与《知圣》、《辟刘》之恩想观点几乎完全相同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出版了。廖平很愤怒，指控康有为的著作是“祖述”其手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剽窃。但康有为根本不理睬，不久，《孔子改制考》又联翩而出，其观点仍与廖平同。
一百多年来，康有为最著名的这两部学术著作，是否剽窃廖平的两部著作手稿而成，已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孰是孰非，历史审判官始终末予裁判，但梁启超的证词却值得重视。他说，康有为确实是“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
然而，康有为著书也罢，办学也好，本来便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政治:“思圣道之定，悯王制之缺，慨然发愤，思易天下。既细之于国，乃讲之于乡。”理想还是过去的理想，追求还是过去的追求。他的学堂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学堂。他培养的不是学子，而是政治家。
1890年夏季的一天，广州长兴里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份广告，说是康有为即将开始讲学，请有志于学的青年学生们前来报名。然而，阅读广告的人无不嗤之以鼻。第二天，广告上多了一行墨色:“一个小小的监生居然也出来教馆么？”
众所周知，中国知识分子的科举阶梯是，先考秀才，再考举人，然后考进士，最后选拔翰林，甚至钦点状元，达到科举荣身的顶端。打个并不太贴切的比方:秀才就好像刚刚中学毕业，举人便是大学生了，而进士相当于硕士，翰林才是博士。那么，什么是监生？按照科举荣身的阶梯，如果—个人考不上秀才，就等于堵死了上升通道，就好像今天你连中学都不能毕业，便根本不能考大学一样。但清代科举制有一个变通，如果考不上秀才，可以花钱捐个，只是所捐的不能叫秀才，而是生员，统称监生。监生便可以继续朝着举人的学位冲刺。此时的康有为便是这样—个没有考上秀才而花钱捐来的监生。仅有如此低级“学位”的一个三十三岁的“中学生”，居然敢在广州开馆教学，并公开贴出广告，难怪出现了讽刺。
当时，广州没有学校，教师开馆教学，都在书院进行。广州有五大书院:学海堂、粤秀堂、粤华堂、菊坡堂、广雅堂。这五个书院，在今天，可以称为省立研究院了。书院的主干人称为山长，必须是舆论所归的学术名流，地位崇高，由督抚亲自聘请。新任总督、巡抚到任，总要先拜山长，以表尊崇。而且，就是在书院担任教学任务的讲师，也必须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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