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当时的好朋友梁鼎芬------时任张之洞的幕僚，有诗称:

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但有群伦尊北海，更无三顾赵南阳。

诗中把康有为比作卧龙南阳的诸葛亮，更真实地道出了万木草堂的政治色彩。所有这一切，都过多过早地暴露了康有为的政治理想。对这一后果，他很快就将品尝到它的滋味。

从1890年到1894年，康有为讲学之余，并没有忘记他“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崇高理想。北京的科举考试，他是决不忘记参加的，尽管他后来力主“废科举”。这一时期，他的声名渐渐地影响到京师。《新学伪经考》也被他自己偷偷地贩运到北京。当时的宰相翁同龢便在一八九四年六月五日的日记中，有“阅读《新学伪经考》”的记载。但案件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此前一年，康有为终于考上了举人。但他还要继续追求进步。一八九四年春天，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主要任务是入京会试，就是说“参加博士(进士)考试”。但他们都没考上。有一天，康有为乘车出游，下车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脚给伤了，遂作南归之计。六月，他回到了广州，但把梁启超留在北京“办事”。他万万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个月，—份奏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的弹章震撼了朝纲。

御史安维峻，查不出他与康有为有什么私人仇恨。看他的弹章，他至少阅读了《新学伪经考》，了解康有为在广东名为讲学、实为政治运作的企图，他似乎也很有学问，康有为给自己起名“长素”，给弟子们每人一个“孔徒”名号的象征意义，他也给考证了出来。因此，他的弹章十分尖刻而严峻，说康有为“自号长素，以为长于素王，而其徒亦遂各以超回、秩赐为号”，简直就是战国时期那个妄图篡党夺权的少正卯！为杜绝出现这样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请求朝廷:禁止广东的学子从学康有为，禁止《新学伪经考》的发行，但既然已经有所流传，那么，请把《新学伪经考》毁版，以绝后患。

如此弹章，朝廷当然重视，一纸严旨，谕令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兄）查办。

康有为慌了，甚至可以说，他非常狼狈而且恐惧。幸亏梁启超留在了北京，可以“四处奔走”，把这个案件摆平。但这个案子是如何摆平的，无论康有为还是梁启超，都讳莫如深。我们只有根据一点蛛丝马迹，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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