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奏稿》被学者考证出是康有为事后改纂的“伪作”
戊戌变法研究,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参与者的众多,在史学研究领域都是罕见的。尽管如此,一些基本问题,比如究竟谁是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是不是戊戌变法的领袖等,至今仍然莫衷一是。2008年12月,傅国涌在《人物》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即使在轰轰烈烈的一百零三天里,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2009年1月,杨天石则在《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戊戌变法……是以康有为为领袖,得到光绪皇帝充分支持的政治运动”。事实上,“捧康派”与“棒康派”的争论由来已久,我认为,只有“回到历史现场”,才有可能做出正确论断。
康有为能不能让光绪“言听计从”?
大家知道,领袖一般是指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等的领导人。戊戌变法是全国性的改革运动,因此,只有领导戊戌变法运动的决策者才有资格成为“戊戌变法领袖”。
史料表明,终其一生,光绪皇帝只召见了康有为一次,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即1898年6月16日。召见后,皇上并未重用他,只是将他从工部主事平调到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作为一个六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在红顶如云、等级森严的晚清政坛,他再也无法面见皇上,怎么可能对光绪施加政治影响、让皇上“言听计从”呢?康有为先解释说,是光绪授予他“专折奏事”权。实际上,这个谎言很容易被识破。因为,如果他真的拥有“专折奏事”权,为什么召见之后,他的大多数奏折还要通过杨深秀、宋伯鲁、徐致靖等高官代递呢?
戊戌事变后,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为了自圆其说,他又改口:“所以能左右皇上,主要是靠密奏。”(《戊戌变法》第3册,第526页)问题是,如果康有为的密奏是通过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偷偷带入宫中的,那么,军机四章京是9月5日任命的,每天两人一班,分班到军机处入值,从任命到戊戌事变,满打满算也只有16天,而且,他们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光绪皇帝,有的甚至一次都未见到过,能带多少条“密奏”?为何有军机四章京传送“密奏”,康有为还要以别人的名义写奏折?在9月5日之前,康有为又是通过谁传送“密奏”的?那时皇上所做出的众多变法新举措,也曾受到康有为的“左右”吗?很显然,康有为“密奏左右皇上”之说也经不起考问。
如果是像传言那样,康有为是通过特别恩准,可以随意出入宫禁,也不现实。苏继祖在《戊戌朝变纪闻》中十分肯定地说:“康氏兄弟进宫之谣,无人不知,且有污秽宫闱之语。苟有人心者皆不忍闻。欲知造此谣言者乃当道王公,尚有咸庙皇孙在内。……狺狺兽语,不足听闻。”
“康有为领袖说”是怎么诞生的?
通过史料考察,我们似乎不难看清“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的提法的成型过程:其一,在戊戌变法期间,由康梁等人的宣传、顽固派的谣传,使康有为成为“新闻人物”;其二,戊戌事变后,康梁携手“创作”了“康记”戊戌变法史,又经过海内外长达16年的反复“炒作”,使康有为由当年的“新闻人物”变成了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其三,1911年,康有为根据已披露的戊戌变法史料,采取“因果置换法”,重新加工、整理并出版了《戊戌奏稿》,将光绪皇帝推行的众多新政“安插”进自己的奏稿里,从而把自己美化成为“新政来源”,《戊戌奏稿》进而成为学者们研究戊戌变法的“经典”;新中国成立后,汤志钧等人误入他设下的圈套,将《戊戌奏稿》中的康氏变法主张和戊戌新政一一列表排比,从而“坐实”了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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